李素让刘巴“按功率计征水力工业税”，本意只是弄一个通行简易、易于官商双方理解接受、舞弊空间也小一些的计税标准。
    不过，这个条款细则落到刘备这么“以人为本”的君主眼中，却让刘备敏锐地注意到其背后额外的政治层面好处：
    “这个按‘功率’，嗯，就是按‘人工替代效率’来折算征税的办法，还能额外获取雇工百姓的民心……”
    刘备敏锐地意识到，只要朝廷这么干，就能显得‘朝廷收这个税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敛财，而是为了保护赤贫百姓的就业机会”。
    你看，那些为富不仁的奸商们，用机械力是为了节约成本、减少雇工。朝廷这是在惩罚用机器替代穷苦百姓就业机会的奸商，百姓不该欢欣鼓舞一下吗？
    另一方面，人类在因循守旧这个问题上，普遍是比较犯贱的。除了极少数的终生学习者之外，大多数人都不肯主动走出舒适区、学习新事物、使用新科学技术。
    哪怕有好东西新东西，你求着他用，他未必用。
    但如果你告诉他“用这玩意儿要付出代价，因为他能为你赚更多，但你的很多同行宁可顶着这个惩罚性的税也要用”，那很多守旧派商人也赶紧屁颠屁颠去用了。
    这么一征税，也是变相提醒那些守旧工商业者：你的同行在偷跑！他们用了新的工业设备，一个工人的税钱就能抵五个壮汉！
    他用你不用，不用五年十年他就利滚利滚雪球生意越来越大，到时候你就竞争不过他被他挤破产了！不考虑赶紧也学对方偷跑起来？
    很多不爱学习的人就是这样，经常扯什么“发财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了，却没想到，刑法也是不停修订的，为什么就不加强学习、趁着一些行为被写进刑法之前的时间差里，去充分利用呢？法不溯及既往的呀！
    不过，李素这个不是刑法，只是税法。把原先不要税的东西变得要税，你依然是可以做的，无非成本高了一点。但朝廷既然开征，就说明这么做还是有套利空间有利可图的。
    类似于要是把某一个写进刑法的发财方法，从刑法里拿掉，然后改成“交钱就能做”，那肯定很多人会去学习怎么做。
    就好比小孩子一个人在家，父母出门前越是皮鞭棍棒逼着他不许打游戏机，但只要父母一关门他就肯定打开游戏机。
    而朝廷真正征这个税的理由，其实根本不重要了。
    伯雅这个招数妙啊，又收了钱，还在赤贫失业百姓那儿得了“劫富济贫”的好名声，还逼了提醒了守旧不用科学的财主豪强去推广这些要代价才能用的工业设备。
    一举三得！
    最后这一条，从法理学角度来说，就是“法律的评价教育价值”的一种变种吧。不写进法律里，不学习的人注意不到，不珍惜。
    ……
    回味了一下刘巴这部分工业税细则里那番隽永的高雅气息之后，
    刘备继续往下看，了解一下目前财部核定的大汉境内各州郡在册水力工业规模、水车数量。
    这方面的账目，自然数益州的账最清晰，主要是当初李素修缮了都江堰、新造了乐山堰，岷江两岸全线能造多少水车，都是有明细的。刘巴做账时可以直接用历史数据。
    账目显示，整个益州两大水利设施区，一共有超过七八千架大水车，都是“五马力”以上的规模，部分水流特别湍急的黄金地段，比如就在围堰堤坝口子下面，达到二十多马力的都有——
    不过这些黄金地段的大水车，基本都被朝廷拿来锻造钢铁、给板甲骑兵锻压胸甲用了。搞民营生产的很少，所以收不上来多少钱，就当是国家的军工开支了。
    再加上其他的小水车，估计一共能收三个多亿的水能使用费和一亿多的税。
    与益州相比，其他大部分州都不值一提了，七个州加起来的水车规模，才勉强比益州一个州略多。
    因为水能这玩意儿只有在崎岖、落差大的地方才好搞。哪怕到了现代，华夏的水电站也多半在地势险峻的云贵川。
    比如昭通巧家的老君滩，一直到民国都是阻断长江航运的硬骨头。抗战时滇缅公路都修通了，但物资到了滇省后走长江水路、到老君滩还得盘滩换船。
    这一世李素在朱提郡让国渊屯田治理河道的时候，也只是把大的礁石稍微铲凿处理了一下，但船只要通过、依然要先卸货减小船只吃水深度、然后纤夫拉船盘滩。
    不过这好歹已经比汉末历史同期进步太多了，如果没有李素的话，云南的货要水运到四川根本不可能，还处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状态呢。
    毕竟民国都在盘滩，汉末的人有什么好抱怨的？
    但到了当代，就在巧家老君滩同一个位置，却修了地球上单机容量最大的白鹤滩电站。
    央视记者去采访时，参观了机组之后提问：“目前外国同类产品、国际最先进水平能做到多少精度？”
    得到的回答是：“地球上目前没有这么大的同类产品，无法比较。”
    可见蜀道虽难，只要擅长利用水力、发挥水能资源，就可以变废为宝。
    从李素引入水力技术以来，这些东西在华夏大地上的传播扩散，也不过才八年，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其他州不但天然水能资源少，而且水利工程建设时间也短。七个州加起来，第一年有四个亿水能费、一个多亿工业税，就很不错了。
    刘备粗浅听取了其中的“科学原理”，意识到要江河落差大的险峻之地才能建设，也就没对这个成绩过多质疑。
    不过，当他再细看这个账目里的数据构成后，还是有一点让刘备很惊讶：除了益州之外，水能使用费第二高的居然是凉州。
    而且一个凉州就占掉了四亿水能费里的三亿，其他六个州加起来才一亿。
    那六州的一亿里，雍州又占了六千万，主要是靠长安上游的黄河壶口瀑布周边的支流航运整治，开发了一些小规模水能。剩下五州只有四千万，着实可怜。
    刘备久住长安，所以天子脚下那点工程他还是挺了解的，雍州有六千万他不意外，他意外的是凉州的三个亿。
    “凉州怎么会预期水能使用费那么高的？西北可是缺水之地啊。而且怎么是元直任职过的金城郡？朕竟不知元直还有这等治民理财之才？”刘备神思恍惚地回忆着。
    刘巴听了这个问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还是李素连忙帮着解说：“那是三年前臣跟云长西征平凉时，规划过把金城郡建设为西北工商枢纽。在兰州城西、黄河上游与湟水洮水交汇之处，有落差巨大的峡谷名刘家峡。
    云长与元直在凉时花费数年整治河道、引导库容蓄水，如今全国绝大多数的棉纱水纺都在兰州刘家峡，绵延数十里都是纺纱工场，祁连山麓河西走廊、乃至整个西北种的棉花，也都运到那儿纺纱织成棉布。”
    刘备下意识抚摸了一下身上里面穿的纯棉衣服，倒是意识到自己有些不接地气了，作为皇帝都没关心过如今国内的棉布产业都在哪儿。
    作为全国的棉纱棉布之都，兰州能交三个亿的水能使用费，也不算过分了。
    刘备叹道：“朕自入长安以来，一未对外御驾亲征，二未巡视地方州郡，就没有出过雍州地界。本来是想着俭省费用，竟因此不知远人民生，倒有些不知民间疾苦了。”
    刘巴连忙劝说：“陛下勤政，与民休息，这是百姓之福。何况陛下有那么多绝对可以信赖的心腹股肱重臣整治地方，风化俨然，下情上达，毫无阻滞。
    陛下纵然爱民，想要巡视天下治绩，也当在天下太平之后考虑，如此则不至劳民伤财。”
    刘备摆摆手：“朕随口一说，益州朕也巡视过多年，深谙民情，河北沦陷诸州，本是朕故乡，也熟，将来光复幽冀之地时，朕要亲征督战。以后太平了，凉州要巡视一下，南边荆楚吴越之地也不能少。”
    刘备稍微走神意淫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下审刘巴的细则其他部分。
    水能费是计征办法上最复杂的一类，这个搞定了之后，后面其实都更简单，也便于理解。
    刘备大致看了一下，织机的工业税是按照每台蜀锦织机一年一千五百钱、每台棉布织机每年一千钱收的。
    这些机器比旧机器可以节约两个人左右的劳动力，用一个织工就织出原先三个人的产量。所以多收的税比一个人一年的税还低一些，商户也承受得了。
    另一方面，刘巴也不是本着刻意盘剥，他在制定费率的时候同样本着李素教他的指导精神，想到了要“鼓励提高机器效率”。
    所以无论未来机器有没有进一步进步，只要是使用一个工人操作的丝织机，始终是一年一千五百钱。
    如果再有一个诸葛亮这样的天才进一步优化技术，出现“2.0版织锦机”，能做到老式机器的五倍生产效率，也依然是交那么多税。
    科技越进步赚得越多，这个立法精神和鼓励方向也就没问题。
    刘备之前记得，李素当年搞的“蜀锦五年计划”，最终完成的时候，在益州弄出了近二十万台新式织锦机。
    那几年里为了给弩式飞梭搞牛筋，还一度让整个天下的牛筋价格暴涨，连朝廷负责军工的将作监，生产弩的时候牛筋成本压力都巨大，关东诸侯一度造弩都造得烧了。
    早些年，刘备的财政有相当一部分是靠技术扩散的专利费撑着的（当然那个专利费是诸葛亮自己收、然后买国债给国家用，不是国家的钱）。
    现在机器增量增速放缓了，终于可以以“持有税”为主了。类似于卖房卖地卖得差不多，就该收物业空置税了。
    益州就有二十万台新式织锦机，凉州还有十万织棉布的，全国加起来，刘备治下可统计的“规模以上工业”，大约是四十到五十万机，平均每年每台一千两三百钱，织机持有税一年就是六到七亿。
    不过这部分财源的好处是不受制于地域，未来的可复制性比较强。因为织布织绸哪儿都能干，未来还能普及到麻纺织领域。天下太平之后，东方八州也能快速推广。
    所以纺织业是一项对刘备统一过程中帮助不如水能工业、但天下太平后后劲更足的生意。刘备考虑到自己统一天下问题不大，已经把关东地区也当成了自己的地盘一样爱惜，所以也要适时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
    那么大一个大汉朝，才四十多万台机器、不到一百万女人用新机器织布，普及率还是太低了。
    统一后，天下会织布的怎么也得有一千多万女人，哪怕三个人合用一台错开时间三班制，这个市场怎么也能扩张到三百万台机器的保有量吧？
    到时候，一年纺织工业税就能收四十个亿！已经跟灵帝初年全国的总财政收入差不多了！果然工业税还是比农业税有前途！
    当然了，前几年刘备阵营严控织机扩散速度，是有道理的，觉得天下重归一统还久呢，扩散早了被敌占区百姓和商人学走，敌人的战争潜力也会提升。
    但现在袁绍都打趴下、孙权都灭了，就算刘备放松民间生产织机，要传到关东也得一两年呢，到时候袁绍就彻底灭了。最多还剩一个曹操没收拾干净，也不怕了。
    到时候刘备在扬州和河北都种田，曹操还种个屁，体量差太多了。刘备多赚五个钱，曹操或许才多赚一个钱。
    所以刘备犯不着为了“封堵曹操少赚这一个钱”，就忍着连自己理论上能多赚的五个钱都干看着不去赚。
    这个账很容易算明白。
    更何况，飞梭织机能控制，产品的流通却不能控制。五尺宽的巨幅蜀锦往关东都卖了四五年了，袁绍和曹操地盘上的富商们也会自发琢磨办法仿制这些产品。
    他们猜不到诸葛亮的机器技术原理，却可以从产品倒果为因往前逆推逆向。
    所以，最近一两年，关东袁绍和曹操地盘上，其实也自发出现了一些点歪了科技树的替代品织机——
    那些织机的设计者没想明白飞梭是怎么搞的，就用笨办法，一台机器从一个工人增加到两个人，一个专门踩提经的脚踏板，一个专门走来走去拉扯纬线。
    这样的机器，如果也织五尺宽的东西，那就是“两个人干了原来三个人的活”，虽然不如诸葛亮的“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那么高效，但比原来的旧货至少是提升了五成效率。
    而且这种双人织机还可以进一步加宽织出来的布的宽度——反正专门有个人弯腰拉纬线，五尺也是弯一次腰的操作量，六七尺也是弯一次腰的操作量。
    最后普遍加到六尺多，也就是一个成年人双手臂展的长度，因为再加下去就不只是弯腰能完成的了，得左右折返跑。
    那样会拖慢提经的频率，纬线效率的继续提升还弥补不了经线效率的下降。最终细算下来能做到诸葛亮飞梭织机六成多的人均生产率。
    只能说，商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自发动脑子，这事儿是拦不住的。50%的利润增加幅度，虽然不至于让人铤而走险，至少也能让人绞尽脑汁。
    ……
    水车、缫丝、纺纱、锻造、织机……这些大头全部核算完之后，最后只剩酿酒和烧瓷这些“高精尖科技”。
    刘巴对这些税也是分两类办法管控：第一类是技术上已经众所周知，无法技术封锁的，也就是传统的低度酿酒行业。
    这个行业只能是比照盐、茶的做法，直接比较低的价格卖生产额度给商人。其中商人私酿、少买酒引实际上多生产、偷税漏税……肯定都是差不清楚的。
    所以，这部分只能是仿照包税制，一块牌照一年多少固定保底抄引额，真要是多酿也没办法，只能是指望地方突击检查和竞争对手举报。
    最后核定的价格是：凡是商人要经营卖酒业务的，一年至少按销售五百石算，才能拿牌照。一张牌照按照每石二百钱的税，就是十万钱。
    再往上，有各级年生产量的牌照，十万钱起跳。所以连十万钱税都交不起的，就别做卖酒生意了。
    而且朝廷为了节约粮食，也不鼓励卖酒无序发展，基本上每个县一共有几张卖酒牌照，都是有总量控制的。
    一个县每有一千户人口，才允许发放出去一张经营酒类的牌照。县令如果敢超发，被观察使和朝廷的监察系统官员查到了，是要遭到违纪惩戒的。没有牌照的都算私酿，只能自己喝不能拿去卖。
    高度酒和青瓷，就比较容易管控和算税了，这些东西至今只有诸葛亮有专利。
    刘巴最后核算的征税价格，是“高度蒸馏酒，每一座蒸馏炉，凡年蒸馏酒产能一百石的（要消耗掉五斗薄酒才能蒸出来），年收五十万钱奢侈税。”
    一年蒸一百石的蒸馏炉并不算大，每天才蒸出三斗而已。所以几口跟人一样高的大锅、周长过一丈，套在一起密封，再配合上诸葛亮提供的技术细节秘要，就可以做成。
    这只是个基础计量单位，起步价。事实上诸葛亮在犍为郡江阳和僰道那些酒坊，里面每一口蒸馏炉产能都在这个起步价的数倍以上。
    另外，从这个税率来看，也不难发现高度蒸馏酒的税率是普通低度酒的五倍！可见这里面对奢侈品的惩罚性税收非常明显，比后世的奢侈化妆品差不多了。
    所以蒸馏酒的生意门槛就更高了，一年至少交两百万的税才有资格进场。
    青瓷窑的征税也按照年产量核定，按每个月烧五窑计（考虑到闲置和修砌），每窑能烧一千件的，一月就是五千、一年六万。这种产量的窑算作标准窑，一年纳税六十万，相当于烧出的每件青瓷收了十文钱的税。
    这个标准是考虑到目前青瓷还比较稀缺、属于奢侈品，才收比较高的税。未来如果大众化了，成了百姓器用，刘巴也会建议逐步降低税率，渐渐降到每件五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