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一朝的大朝会，就像是一个政见斗争的小周期。
    每次御前辩论探讨无果后，都会在此后几天形成各方势力的拉帮结派、支持与反对的反复拉扯。
    十六日的这场朝议，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却也把注意力和仇恨值都拉走了。此后几天，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更好地阻挠府兵制、如何帮朝廷开源，想别的办法拖延府兵制的通过。
    无论是自私自利的官员，还是真心为了保持百姓有一个较轻的负担、不希望皇帝刘备变成曹操那样虐民过重的统治者。这两派动机的人，都不约而同倾向于反对“府兵制”。
    只能说，这些人被乱世毒打得还不够彻底，没有经历百年以上的大分裂时期——
    其实，别说是后世的南北朝了，哪怕只是往前看、看更古代的时候，换一些春秋战国的精英士大夫，哪个不是觉得普遍征兵、有田有自由民权利就该当兵、是天经地义的？
    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持续百年以上的大分裂、大军事对抗，“把百姓持续压得连猪狗都不如，这时候再有统治者出来给百姓略等于牛马的价格，他们便心悦诚服”。
    乱世的苦吃多了，跨越几代人的吃，就不觉得这种苦是苦了，反而觉得是应该的，生来如此，普遍无偿兵役制接受度也就高了。
    刚刚由治入乱，大分裂大战乱的持续时间都不足以久到一代人的整体寿命，百姓当然会觉得普遍无偿兵役是压榨。
    虽然汉末从黄巾之乱开始就全国性连续战争，但到现在也才十五年，还不足以普遍消除全国人民对和平统一年代的美好记忆。
    朝堂上纷纷攘攘的同时，外部环境也在帮助李素和刘备——主要是十六日那场大朝议之后，袁绍中风偏瘫的消息，也终于传到了关西。
    或许有人会奇怪：袁绍中风，对于刘备的关西朝廷而言，当然是好事，但具体到帮助刘备促进变法的问题上，又能有多大价值呢？
    事实上，仅仅是袁绍瘫了，这个消息本身，当然无法帮助变法。
    但这条消息背后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却有可以利用的点。
    这就要从这个消息的传播渠道来说了——
    消息是十一月十八到长安的，当时距离袁绍中风已经过去二十八天了。即使隔了那么久，消息依然不是从上党与河内前线传过来的，而是从颍川郡往雒阳、宛城扩散传过来的。
    或许有人会诧异：为什么情报和消息的流传，不是走最短路径呢？要往南绕一个大圈子才传得出来呢？
    这显然是因为，袁绍中风之后，袁营的嫡系势力对于保密工作非常重视。上党与河内前线，目前是严格的敌对对峙状态，边境封锁严密，没有商旅流动，情报封锁重视力度也比较大，所以迟迟没有传出来。
    反而是邺城往关东朝廷阵营腹地传播小道消息的渠道，虽然也有把控，但没那么严格，所以渐渐扩散了。
    然后，消息传到了曹操的辖区，曹操才没义务为袁绍那么坚决地保守秘密呢。
    曹操甚至还隐隐期待刘备觉得袁绍虚弱、继续跟袁绍死掐，好多分摊一些如今已经彻底落入曹操协防控制的颍川、汝南的压力。
    所以，“袁绍中风”最后才是兜了个圈子，从袁绍地盘流传到曹操地盘，再流传到刘备地盘。
    与此同时，因为曹操已经知道了袁绍的中风，他隐隐然觉得他对关东朝廷的掌控机会也在扩大——
    袁绍毕竟只是大将军和郡公，郡公爵位可以传位，大将军却不一定能传位给袁绍的儿子，毕竟名义上的关东朝廷皇帝刘和还摆在那儿呢。
    所以，曹操哪怕对付不了袁绍，对付袁谭袁尚还是很有把握的，他也不想内讧，但如果能和平兼并袁家侄儿们的势力范围，曹操简直是朝思暮想。
    另一方面，曹操和袁绍的绝对军事力量对比，如今也渐渐发生了逆转——在整整两年前，曹操只有兖州和徐州，当时只有十五万兵马，而袁绍有四十万，曹操只能伏低做小，捏着鼻子承认自己是小弟。
    可现在呢？袁绍河内上党大战，被刘备歼灭了十九万有生力量！四十多万总兵力一度跌破到二十五万。饶是审配拼命在后方扩军造血，也才勉强恢复到二十七八万。
    曹操这几年里，把袁术在两淮的土地都吞了，取得豫州绝大部分地区，总兵力增长到二十余万，后来把孙权的淮南土地也吞了，获得了扬州的江北部分，总兵力进一步突破三十万。
    当然了，于禁在京口丢掉了曹操四万兵力，导致曹操的总兵力一度又下跌到二十七八万。不过随着袁绍中风前因为雒阳失守、颍川汝南成为飞地，把这两个郡也彻底交给曹操代管协防。
    事实控制汝颍后，曹操总算是全据豫州，总兵力再次扩充到三十万。
    曹操现在有三十万大军，袁绍只剩二十七万，袁绍本人还中风了。袁曹的实力对比，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逆转。
    要不是皇帝刘和还在袁绍手上，袁绍握着挟天子大义名分，光拼纯军事曹操还真不虚袁绍了。
    这种情况下，曹操就想投石问路，以上书天子刘和的名义，希望天子“励精图治，变法图存，吸取袁绍战败的教训，争取更好地对抗关西伪朝”。
    曹操上书的时机，拿捏得也还算不错。毕竟刘和的朝廷，自从这两个月袁绍战场上连续惨败后，都没有进行过问责——
    袁绍清醒的时候，他自己实际掌握朝廷，当然不用问责，哪怕打输了亏的是他自己，有什么好追究的？
    但这事儿，理论上毕竟说不过去，只要曹操肯挑头，刘和就得回应。
    刘和的回应，是郭图和审配帮着草拟的，只是试探着问曹操觉得该如何“变法图强”。
    郭图怕袁绍被“曹操居然都敢跳出来落井下石”这个噩耗进一步气到，甚至都没敢把“代表皇帝矫诏回复曹操”这个消息告诉袁绍，就自己商量着办了。
    然后，曹操就图穷匕见地表示：臣在兖豫徐扬四州，最近两年来，渐渐分批试行“军屯制”的征兵办法，让动员兵员的成本大大下降。
    只要给当兵的本人及其妻儿一口吃的，别的什么都不用给，就能让他们当兵，根本不用跟大汉朝之前的旧法那样花费太多。
    如果帮助大将军整顿军备事务的审配审尚书也能学臣那样搞军屯征兵制，相比青冀幽并四州百姓能榨出来的兵源数量，也能跟兖豫徐扬四州那么丰盛。
    到时候朝廷能控制的兵力，绝对可以从目前的“百姓六七户、三十余人出兵一人”，提高到“两三户、十余人出兵一人”。
    关东朝廷控制一千七百万人口，就是把农兵和地方卫戍部队都算上，就是爆出一百多万总兵力都有可能！何至于像现在这样只有六十多万人。
    毕竟，历史上袁绍对于百姓还是比较“轻徭薄赋”的，他没搞普遍屯田制，没有从百姓那儿刮出那么多钱粮和兵役。
    曹操执行力是强，光是“许昌周边，颍川一郡，年收屯田军粮百万石”，但这也意味着曹操治下百姓被搜刮的力度非常狠。
    不然历史上河北刚被曹操统一时、百姓负担加重、都要屯田了，为什么会出现“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说白了就是在袁绍治下负担轻。
    曹操如今的这个建议，当然不可能立刻通过，他只是在试探，看看袁绍对刘和的掌控力度实际上如何了。
    而且曹操也是打着“进三步退两步”的打算，自己上书谏言的改革，十成有三成可以落地就不错了，其他都是讨价还价的筹码。
    只不过，如今曹操的这些谈判筹码，都被当成了实打实的干货，跟着袁绍中风的利好消息一样，几乎同时传到了长安。
    如此一来，刘备李素诸葛亮也抓住了契机，赶紧让人在长安各种宣传造势，宣扬“袁绍瘫了之后曹操要在关东伪朝如何大刀阔斧，全面推广无偿授田普遍兵役制”。
    所以，无论到了大汉朝天下的哪个角落，百姓负担都是要加重的！关东伪朝吃相比咱都更难看！咱陛下已经算是绝对的仁君了！
    无独有偶，之前十六日长安朝廷上那场朝议的内容，也是渐渐被关东伪朝诸侯的细作刺探到，然后汇报到了曹操那里。
    曹操也是如获至宝，把“刘备也在推广无偿授田普遍兵役制”这个消息，在邺城疯狂散播造势，
    宣扬“连伪帝刘备都跟进了，陛下要是不跟进，还学着大将军那样轻徭薄赋，不压榨战争机器的动员潜力，陛下就不怕天下沦陷么”？
    曹操和刘备，居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靠宣扬对方的威胁论，来加速搬掉内部变法的阻挠。
    这就是乱世变法改革容易推行的主要原因——大家都有外部压力，都能用外部压力恐吓内部的变法反对派，用“不变法那就等着被外敌灭了”，刀子架在反对派脖子上逼改。
    就像二战前的法国，贝当从来不需要跟勃鲁姆那种上蹿下跳的白左多哔哔，既然法国的文人政客想对军人哔哔，法国的军人选择把小胡子放进来，外敌把文人肉体杀绝了，就没人哔哔了。
    同理，理工科对付文科也从来不是跟文科生进行社会辩论，而是要秉持“失去人性我们失去很多，失去兽性我们失去一切”。当人与自然的矛盾压倒了人类内部之间的矛盾、成为人类世界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时，那些社会学哔哔就都闭嘴了。
    下到病毒蔓延，上到三体星人进攻，纠结法理的都被病毒毒死了，纠结社会学公平的都被外星人灭绝了，还辩论个屁？可以天诛为什么要脏了人类的手来杀？（当然丑国人最近在宣扬的“病毒导致了皿煮的倒退”，这种观点我是绝对不认同的。丑国人只是没有分清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
    社会学辩论能占据人类争议主流的大前提，就是人对自然的基本征服。自然威胁不到人时，人和人的内部分赃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