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四章各怀心思
    赵曙如今怎么看苏油怎么开心：“明润只管道来。”
    苏油说道：“接下来，川峡四路都转运使的差遣，将非常重要，非熟知蜀务夷情的干臣不可。臣想先问问，何人可任？”
    赵曙问韩琦：“相公，你觉得呢？”
    与台谏达成妥协，韩琦也轻松了许多：“张安道，赵乐道，宋子京，治蜀皆有清声，臣以为三人皆足胜任，这个由陛下自决即可。”
    赵曙想了想：“明润，你是蜀人，三位皆与你有过交集，你认为，何人最好？”
    苏油望向张方平，却见张方平微微摆手，于是躬身道：“陛下，蜀人公议，张公善理财，赵公善治吏，宋公善抚民，三人治蜀，各有长能。”
    “然今日诸夷归流，实我大宋百年新举，择吏当是首要。”
    “为吏宽宏清简，夷汉一视同仁，则边民自安。但理春税秋赋，余皆减免，则民用自足。是取一公之能，而收三公之效。”
    “听闻赵公如今正任河北都转运使，去年欲按视大名府库，前宰相贾公知大名，遣其属告之：‘此前监司，从来没有按视贾公库藏的，难道转运使还信不过相爷吗？’赵公说：‘不查大名，则列郡不服。’”
    “于是贾公不悦。其后值中枢下文，纠察河北补义勇不足之事，查实官吏当坐徒二年者，多达八百余人。”
    “赵公又奏报中枢：‘前已查实，初受诏时，官已多罢，吏多死徙。今官吏多为新至，若皆治，则新至者被罪。请以年底为限，不足再行惩处。’朝廷许之，河北诸吏因此得免。贾公知道后，也自愧服。”
    “蜀地边蛮新附，正需要赵公这样既能坚持原则又能灵活处置的能吏。因此，臣从蜀人和夷人的角度考虑，认为赵公转任川峡四路都转运使更加合适。”
    赵曙和韩琦富弼都点头。
    苏油却又转身对司马光说道：“司马大谏，请问还有问题吗？”
    司马光一时也想不出来不妥：“暂时没有了。”
    苏油说道：“嗯，那我有一个问题。”
    司马光说道：“是何问题？”
    苏油说道：“之前大谏说，去年建议官家备兵选将，而朝廷并无举措。我想问的是，如果有人能够整顿军制，行举将之法，大谏不会反对吧？”
    司马光说道：“那是自然。”
    苏油又说道：“要是此法得当，可以推行，但那人却是大谏厌弃之人，大谏如何处之？”
    司马光不悦道：“明润是轻视于我吗？”
    苏油说道：“不敢，那苏油换一个说法。如果此人诸举失当，独有一法可取，那这可取之一法，能保留得下来吗？”
    司马光义正言辞地说道：“如若老夫当政，自当保留。如若老夫不当政，也要向宰执建议留之！”
    “好！”苏油转头，停了一下，看了看周围诸人：“苏油初次参与朝议，之前见台谏一力反对宰执，还以为我大宋朝堂不和。如今知道台谏的本意，就不再担忧了。”
    “陛下，我朝官员迁转过速，人去政息，乃是大弊。张公在三司，则国用充足，张公去三司，则国用匮乏。是何缘故？”
    “国策施行，想要见效，或十年，或百年，前政未彰，而后任即废而行新举。一废再废，永无振作之时。”
    “眉山四通商号，行新式会计法，效率甚高，于今已十二年，簿册规范，会计制度，也已升级两次。而计司至今仍行老账簿，文案积压，有至七八年不得判议者，这要放在四通商号，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国财政所系，都是如此，何况诸有司？张公于蜀中，转运司行新帐法，极有便利，其法本欲在计司施行，结果未举而去，竟然就能迁延至今。”
    “陛下，蜀中十年前是什么样子，如今是什么样子？都说大宋急需振作，以臣之见，先挑几件能做的小事情做起来，慢慢展布，坚持下去，总能见到成效。而不是如庆历年中那般，全面更张，全面废弃，搅扰纷纭，终无一获。”
    “事不轻举，举则不移。这就好比拿大车拖运重物，起初起步艰难，进展缓慢；然后渐渐加速，越见轻松；最后不费大力，而奔逸绝尘。”
    “如因起步艰难，便换马换车，不行再换，这般换来换去，徒废时日，却劳而无功。”
    “俗语有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此，一旦定下西南夷改土归流之策，臣请皇宋，三代奉行，百年不易！”
    富弼首先赞同：“陛下，朝令暮改，失信于民，的确是施政大忌，明润此言有理。”
    韩琦经历过庆历新政的失败：“庆历间事……唉，当真无一善策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明润之言，可取。”
    司马光也道：“陛下，苏油前句，比后句更重要，先挑几件能做的小事情做起来，慢慢展布，坚持下去，胜于全面更张，此为至理。”
    说自己好话的，不一定是真心为自己好，这个苏油心中清楚得很。
    比如韩琦，其实已经不是庆历新政时的韩琦了，甚至就是在庆历新政之时，他与改革核心范仲淹和富弼，也是若即若离。
    庆历三年九月，新政开始推行不久，朝廷接到陕西四路军主帅郑戬的奏报，申请在水洛城地区修筑城寨。
    范仲淹同意，申报宋仁宗，宋仁宗也同意。
    但是，范仲淹和宋仁宗都没有想到，改革三巨头之一的韩琦，在陕西坚决抵制，修建水洛城这件事，成为庆历改革核心分裂的。
    朝野都有传言，前些年，为了照顾宋仁宗的心情，曹皇后与富弼并不主张强立赵宗实为皇子。
    但是为防万一，曹皇后已经准备好了传位诏书，并加盖玉玺，日日揣在怀中。
    可是，富弼不久之后因为母亲去世回家守丧，韩琦趁机鼓动百官，逼迫宋仁宗诏告天下，立赵宗实为皇子。
    宋仁宗无奈，只得立诏，回宫之后痛哭不已。
    而宋英宗即位之后，议定拥立的大功臣韩琦，立刻位列首席。
    富弼守丧复出后，按照惯例，宰相丧满应该继续出任宰相，可韩琦却提出：“如此做法，对朝廷来说并非美事。”改判枢密使。
    富弼心中憋屈，几次对朋友发牢骚：“朝野上下多把我二人视同姚崇、宋璟，不料我虽有意，彼却无情！”
    因此宋仁宗去世之后，富弼一直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而韩琦却捏着“相三朝，立二帝”的名头，几番戏弄曹太后，可谓呼风唤雨，权倾朝野。
    富弼是枢密使，陕西刺勇之事，按理说是军事，该富弼正管，然而却是韩琦最先提出，跳得最凶。
    结果遭遇司马光的顽强阻击。
    司马光呢？从仁宗去世后，便不停的刷自己的存在感，利用自己的道德名声和礼制专家的身份，一而再，再而三地指手画脚，在知谏院的地位影响如日中天。
    富弼，也不是省油的灯。
    之前对韩琦的陕西政策表示支持，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一旦别有选择，立刻改弦易辙，转而支持苏油，哪怕他仅仅是一个入门级的朝升官。
    在这种情形下，韩琦也只好转变态度。
    如今他是首相，需要关心的事情太多，陕西只是他对富弼的一次打压，司马光反弹如此激烈，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因此苏油的建议，对他来说也算是脱身良方，他的重点，还是在控制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