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金龙房车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见王越如此气，他连忙摆手道：“不敢有劳少保大人如此礼遇。”
    “苏先生请坐，从年龄上来说，您算得上是本官的长辈了。”王越的确很尊重这位老人。
    苏鸣岗，现年五十八岁，福建同安县人。幼入私塾，弱冠赴印尼谋生，通晓马来语和葡萄牙语。一六一九年，荷兰人占据巴达维亚后，苏鸣岗从万丹带领一批华侨开发巴达维亚。
    同年十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高升任命他为首任华人甲必丹。
    苏鸣岗初到巴达维亚时，华侨居住条件很差。他遂向殖民当局购地，经华侨修河堤、建房屋，才有较好的居住地方。荷兰在印尼的殖民当局又聘他为评政院议员，处理华侨内部纠纷，协调华侨与殖民当局关系。他还为减少华侨工作时间及解决内部纠纷出过力。他任华人甲必丹不久，就被任命为地方推事，后被选为执行官之一。
    苏鸣岗不但政务能力突出，其在农业上的成就与贡献，已被历史传记，足以名留青史；印尼的农业就是苏鸣岗率领着华人先民们奠定的基础，其移民印尼拓垦的丰功伟绩，在印尼国家发展史料和《福建省华侨志》中都有记载。
    一六三三至一六三五年间，台湾的荷兰当局组织中国人(散户)到赤崁农垦，试种甘蔗、棉花、大麻、靛青、稻米、小麦、姜、烟草、土茯苓等，其中种植的甘蔗较成功，其余作物则欠理想。例如稻米方面，导因于缺乏水利灌溉，当年雨水又不足。一六三四年就遭遇失败，隔年无人继续栽种。一六三四年试种棉花，但因遭遇强风，种植未果。靛青及大麻方面，一六三五年收获量尚可，同年开始种姜，成效不佳；烟草与土茯苓收获都不如中国广东。
    一六三六年苏鸣岗卸下长达十七年任期的甲必丹头衔，接受荷兰人的邀请，移居台湾赤崁，从事农业拓垦，并在赤崁修建漂亮的石屋定居。
    台湾荷兰当局在赤崁授予苏鸣岗约十八甲的土地，苏鸣岗则从福建泉州招徕许多有经验的农民及相关工匠，移民到赤崁，开启中国大陆汉人正式东渡台湾拓垦的历史新页。
    苏鸣岗种植甘蔗第一年即大丰收，一六三六年整个赤崁地区产出白砂糖一万两千斤、红砂糖十一万一千斤销往日本。大员荷兰商馆乐观的预估：“预计在三、四年间，蒙神明庇佑，可从该地(赤崁)收取米粮一百二十五万斤，大员(台湾)无需再对其他国王或领主求米，不易陷饥饿之危险。”
    苏鸣岗在赤崁农业专区垦作成功，甘蔗及稻米大丰收，其农垦作业方式成为荷兰大员商馆持续推展农业的模式。到历史上的一六四五年，赤嵌地区的耕地面积增加到了一六三六年的四十多倍，台湾逐渐由粮食输入地转变为粮食输出地。
    台湾被天策军拿下后，农业专家苏鸣岗也进入了城的视野，他被聘为台湾农业局的高级顾问。这一年多来，台湾的总体农业规划都有着苏鸣岗的功劳。
    其实他才是巴达维亚华人的真正领袖，虽然已经卸任甲必丹两年多，但威信尚在，王越需要他坐镇巴达维亚，所以将其请回。
    “巴城能纳入我大明治下，少保大人此举才是开疆拓土之功，利在千秋之举，一定会铭记史册的。南洋好啊，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精耕细作下，必是粮仓。”苏鸣岗坐下后道。
    王越笑着道：“巴城以后还要您老多费心了，民政、农业、城建、商贸这些的都需要您来把关。”
    “如果是耕田种地，老朽还是有些心得的。”苏鸣岗说到这里却叹了口气道：“但是在其他方面，城其实做的更好，我是自愧不如呀。”
    城治理台湾的一年多里，苏鸣岗确实受益匪浅，犹如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王越道：“巴城草创，还是需要苏老这样德高望重的人来坐镇，后续本官会从城派员前来协助组织政府机构。巴城在现阶段与马尼拉同例，同为自治时期，巴城有才干的华人华侨，苏老可以提名，由地方议会推举，经由军管会批准，在政府内担任相应的职务。”
    巴城的事务，王越还是信任苏鸣岗这样的老字号，苏家也是巴城的一大家族，不过苏鸣岗的两个儿子都随他去了台湾，如今也在台湾政府部门工作，和苏鸣岗一起回来的是他的老妻和两个妾室。
    中国是宗族社会，王越启用苏鸣岗也是为了稀释巴达维亚的宗族势力。
    所以晚宴的时候苏鸣岗的到场，出乎其余三个族长的预料，毫无疑问苏鸣岗作为巴达维亚特首的唯一人选，是众望所归的。
    为了欢迎王越的到来，李府门外鞭炮齐鸣，王越道：“本官把苏老请来了，诸位应该没有意见吧！”
    “没意见，没意见，由苏议员坐镇巴城，我等高兴还来不及呢。”三位族长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起码表面上都是喜气洋洋。
    王越点点头道：“很好，巴达维亚这个名字是荷兰人起的，现在本官将这里改名为望海城，苏老将担任望海城第一任自治政府首长。”
    首长是个新名词，巴达维亚和马尼拉有一定的华人基础，所以政务上暂时由华人自治。城现在所控地区较多，而且分散，自治是为了减少城前期的投入，自治是一种过渡，过渡期大概在十年。
    总的来说天策军的到来改变了巴达维亚的社会结构，华人当家做主，荷兰人变主为。
    做人要自觉，罗本就很自觉。昨天王越刚走，他就带着人开始搬家，在军队的“保护”下，搬出了总督府，离开的时候，一群工匠在正在换牌子，旧的牌子被王越命专人报春了，挂上去的是好多个汉字的牌匾，看不懂。这个牌匾上其实写着是“军事管理委员会”，简称，即军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