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定五年，公元1328年二月，泰定帝改元“致和”。
    也就在致和元年的七月十日，也孙铁木儿驾崩于上都，享年三十六岁，葬于起辇谷。
    他死了之后，他的长子阿速吉八继位，是为天顺帝。
    也孙铁木儿当皇帝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五年，但还是有所作为的。
    他在人事上采取宥和政策，尽可能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他所重用的是他在漠北晋邸的从龙之臣，包括相继为中书右丞相的旭迈杰和塔失帖木儿，先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后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左丞相的权臣倒剌沙及知枢密院事按答出。其中回回人倒剌沙是泰定一朝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他的主导下，不少回回人入朝担任要职，回回人在泰定朝取得了空前绝后的高贵地位。
    他的宥和政策表现为：没有对铁失一党斩草除根，而是还给籍没的家产、停止追捕余党。他将元英宗朝被流徙远地及遣还原籍的“诸王官属”二十四人调回京师，前朝被冤杀和流放的御史台官亦多被昭雪，存者召还录用，已死者追加赠封。至于被远徙的诸王，也都获赦还部。
    宗王图帖睦尔、阿木哥分别从流放地海南和大同召还京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周王和世?之妃。
    辽王脱脱在元英宗末年矫旨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御史台奏请治罪，但最终被泰定帝宽宥，受厚赐后放还辽东。
    泰定帝大封诸王，他在位时期封了二十四个王，而元英宗只封了七个王。
    元英宗时停止的诸王岁赐，也被泰定帝恢复。
    这一政策，使得泰定帝得到了大伙的拥护。
    也孙铁木儿这样对待宗室，导致对汉人的任用，就显得疏远了。
    他统治期间的汉人大臣从仁、英时代的意气风发降至较低地位，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是前朝留下来的唯一高官和唯一能够在新朝廷中起重要作用的汉人。
    但是他的影响显然有限，因为他的建议经常不被采纳。
    其他的汉人中书省臣，如杨廷玉、许师敬、史惟良和王士熙，官职都不高。
    也孙铁木儿经济方面，也有所作为。
    他起用回回人理财，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济的稳定。
    他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大都物价，稳定民间市场。
    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粮的最高纪录。
    另外，又通过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
    延祐末年，由于财政困难，元政府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
    泰定朝继续实行显著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结果物价逐渐跌落到延祐末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
    同时，为增加政府收入，泰定年间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
    他的这些做法，使得盐引的官定价格，从元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到了泰定二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
    经济上的稳定，使得泰定期间的统治非常稳定。
    也孙铁木儿还开设经筵制度。
    他生长于漠北，带有浓厚的草原背景，对汉文化隔膜很深。
    他从漠北带来的那班人马也都是“椎埋无知、犷悍豪横”，可以说他是忽必烈以来元朝诸帝中汉化最浅的一位。
    但作为中原王朝的帝王，他不得不尊崇并学习儒家文化。
    也孙铁木儿刚即位就派人前往曲阜孔庙祭祀孔子。
    元英宗朝采用古制，将太庙一年一祀改为一年四祀，泰定帝即位后继续维持一年四祀的制度，但他又以世祖旧法为由，拒绝像元英宗那样穿着冕服前往太庙亲祀，而是派人摄祀。
    这时，主政的回回人企图废除科举考试，被泰定帝所否决。当然他最重要的尊儒政策，则是开设经筵制度。
    经筵作为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和帝王之道的制度，一直为汉族王朝所采用，但元朝建立以后迟迟没有确立正式的帝王经筵制度。
    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二月，泰定帝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开设经筵。
    泰定朝的经筵是“三日一进讲”，泰定帝面前放着已被翻译为蒙古文的《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世祖圣训》等书，聆听儒臣的讲解。为泰定帝讲经的有王结、赵简、吴澄、虞集、曹元用、邓文原、张起岩、忽都鲁都儿迷失、阿鲁威等人，可谓“具极一时之选”。
    泰定帝开经筵确实起到了笼络汉人、南人的作用，汉儒听说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传为盛事，他们认为“故兹旷典之行，实重真儒之寄”，作诗赞颂“圣心资启沃，旷典开经筵。大臣领其职，诸儒进翩翩。讲陈尧舜道，庶使皇风宣。恭惟帝王学，继统垂万年”。经筵官亦不遗余力地向泰定帝灌输儒家思想，张珪在经筵上“恳恳为上敷说皆义理之正，无几微、权谋、术数之涉焉”，吴澄还保留了他在经筵上为泰定帝讲解《帝范》和《资治通鉴》的白话讲稿。张养浩被召为经筵官，但因病不能赴任，仍作《经筵余旨》五篇献给泰定帝。
    汉儒们之所以这么激动与重视，是因为他们将经筵看作元朝皇帝汉化与他们能跻身政权核心的重要信号。
    也孙铁木儿在宗教上的政策，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
    他自己信奉佛教，在位时，动用大量财政支出和其他花费建造寺院、佛塔和作佛事，还不断请帝师公哥列思巴为皇家作佛事。
    不过，随着回回人地位的提高，伊斯兰教也在元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扶植。
    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拨款在上都和山西大同建造了清真寺。同一年，下诏免除了伊斯兰教士和基督教士的差役。回回商人尤其得到了官府的好处。
    泰定帝在位时，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鄂多立克来华，曾受到泰定皇帝的接见，留下《鄂多立克东游录》。
    可见泰定帝还是个胸怀比较大的皇帝，容许诸多宗教的存在。
    元朝人王沂作诗评论泰定帝说：“泰定开皇极，文星拱北辰。雍容治安策，宥密老成人。庙算推先觉，天聪断若神。百年兴礼乐，一德会君臣。超汉开东观，归周尽逸民。”
    《元史》对他的评价是：“泰定之世，灾异数见，君臣之间，亦未见其引咎责躬之实，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无事，号称治平，兹其所以为足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