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书董仲舒传
    皇帝的銮驾在明光宫的门阙前停下，他走下车，双手负在背后，仰头看着左右两侧的高大门阙，似两山对峙。虽然经历三四百年的风雨侵蚀，瓦片梁柱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但这砖石垒砌的强身，黄土夯实的台基，犹可追忆当年是何等壮观。
    在见过荒废的柏梁台与上林苑后，皇帝对这些前朝遗迹除了一丝可惜以外，再无别的情绪。他背着手，慢慢踱步入内，细细打量着，这里类似于未央宫，都是前殿后寝的格局，显然孝武皇帝当初诏建此宫时还想让仙人久居于此。
    在台基上草草修建的简陋小殿中，皇帝端坐其上，看着底下一干人等，缓缓说道：“方今天下四处刀兵，节义陵迟，这正是我时常扼腕拊心、叹风俗不古的缘故。所谓礼政刑兵，皆是国之大事，不可偏废，当并行以俱济。我看这明光宫废弃多年，地方还算宽敞，又有现成的台基，正好可以用来修建太学。”
    光禄勋杨彪当即应道：“自朝廷西迁，礼教陵替，颂声不兴。孔子曾叹曰：学之不讲，讲者，习也，不讲则所识日忘，而况乎典籍不传有如此之久？眼下士人渐忘圣人之学，唯闻干戈之声，以致天下崩坏，诚然可叹。陛下在明光宫故址上诏修太学，可谓是物尽其用，不然徒见宫宇荒废，也是可惜。”
    太学是汉代最高等级教育机构，全盛时期有三万太学生，不仅为朝廷培养优秀人才、宣扬文化，更是朝廷的舆论前沿、士人集团务求抢占的舆论阵地。
    东汉自光武皇帝倡兴儒学以来，经学大盛，而自光武皇帝开始，孝明、孝章等历代皇帝都会到亲自太学讲经、注释典籍，比如著名的白虎通义，目的就是为了抓住意识形态的最高解释权。
    拥有了最高解释权，皇帝就能牢牢把握住社会主流思想，控制舆论，巩固自己的权位。
    这个想法在东汉前三位皇帝中都被很好的贯彻实行，然而在之后的皇帝由于是宗室继统、或是自身学识有限等其他各种原因，皇帝亲赴太学讲经的传统逐渐沦为形式，再也没有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力，以至于这个权力不动声色的被经学传家的士族所侵夺。
    如今雒阳的太学早已荡然无存，董卓知道太学的厉害，所以迁都之后，哪怕最亲近的王允在一旁苦苦劝说，也从不肯在这上面松口。直到现在关中安定，皇帝醉心学问，有意开万世太平，以弘农杨氏为首的经学世家便再度活络了心思，积极进言，试图说服皇帝重开太学。
    重开太学是所有士人的共同利益，这几日不光是弘农杨氏、扶风马氏，就连一直攀附皇帝的赵氏兄弟都在为此事奔走。经过多方努力，事情终于见到成效，他们的提议得到了皇帝高度重视，目前看来似乎就只差选址了。
    卫尉赵温此时紧随其后，应声说道：“陛下以命世之资，当倾危之运，士民仰望，翼成中兴。诚宜建学设校，阐扬六艺，以训后进，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昭朝廷尊道倡学之风，彰陛下养士取才之意。”
    此次随皇帝来明光宫旧址的，除了出行必然随驾的侍中、黄门侍郎，以及负责安保的卫尉、光禄勋以外，太常种拂也赫然在列。
    种拂是河南雒阳人，是仲山甫的后人，其父是孝顺、孝桓皇帝朝的名臣种暠他的儿子就是当初与蔡邕一同入营招降李傕等凉州将校、并因此立下大功、转迁谒者仆射的种劭。
    作为朝中为数不多的、出身关东的士人高官，种拂自身也颇有能名，曾代荀爽为司空，后来因为地震被策免，改为太常。
    太常除了负责祭祀社稷、宗庙和朝会礼仪以外，还掌管着太学、以及博士和博士弟子的考核荐举，所以太常又是培养、拔擢通经学的人才为官的重要机构。
    只是自从没了太学，太常也就失去了考核博士、拔擢官吏的职能，成了一个空有清名而无实权的官职。
    这种情况下，种拂自然不愿意在太常的位置上被边缘化，所以无论是为了背后代表的士族团体、还是为了个人的权势，他都要极力促成太学的重建。只有这样，他手头的权力才会增加，关东士人才能借此恢复实力，在太学抢先为自己分一大块蛋糕、占领部分舆论的阵地。
    有杨彪、赵温两位皇帝颇为信重的九卿在前高论，种拂也主动站了出来，说道：“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鲁僖作泮宫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后战。陛下若遵循前典，兴复教道，使天下俊彦，并入太学，任大儒教之。不消数年便能德化洽通，君臣义固，天下可垂手而定矣。”
    看着底下这一个个说的天花乱坠，皇帝心里冷笑连连，如何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一味的往他头上套虚名、戴高帽？
    太学是一定要建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只是重建以后该怎么办学、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该读什么样的书，这太学创建三四百年，也该有个变化了。
    百多年前，太学是皇帝手中用来引导社会意识的工具百多年后，太学却成为了士族挤压皇权，宣扬自己政治主张的舆论阵地。
    士族出身的大儒在太学取代了光武祖孙三代皇帝好不容易抢在自己身上的职责，拥有了意识形态的最高解释权。自此之后，太学生无论是出身豪强还是寒门，都被人为的利用起来，组成清流，营造舆论，抨击权臣。导致士人势力在汉末逐渐做大，孝桓、孝灵皇帝几次党锢、任用宦官都不仅难以禁绝，反而是越禁越强。
    在拥有后世灵魂的皇帝眼中，同样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就好比是当代中国的主义，只有最高领导人才拥有解释主义的权力。
    所以这个最高解释权，皇帝无论如何也要寸土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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