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瑟琳坚持说账单由她付,让我随意,显然是不打算承认真正付账的人是谁了。
我的警惕之心并未因此放松。
其实都到了现在的地步,我对乔瑟琳原本不需要如此警惕。但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让我应接不暇,现在我最初的“这件事”的目标,干脆脱离了战场一线。乔瑟琳要是较真问起来,我招不招架得住,这很难说。为了不至于陷入那样两难的局面,还是从最开始就做足准备为好。
我将跟进凯文方面取得的发现,COO的事,COO招揽我的事,连同我对集团内部分歧的一些猜测都一五一十讲了,也暗示针对大老板的人确实是主席。不过,在信息渠道上,我做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模糊。乔瑟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拣着要紧的地方问,对于我不愿深谈的,也没有过多为难。
饭桌上作汇报是门艺术。这里又是公共场合,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少不了暗语与转喻,又有许多交换只藏匿于水下,依凭的仅仅是心照不宣。
跟高手过招总是获益匪浅。乔瑟琳常常在我起了个头的时候就观察到我的思路,省却不少穿针引线的工夫。
然而有一件事是十分要紧的:第三方的资料。
资料外泄一事我到现在都没有报备,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于理而言,这样关键的信息交出去,我是该事前就征询上级意见的,退一步说,至少要及时做好报备。先斩后奏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渎职行为,我又拖了这么久,换作我在乔瑟琳或大老板的位置,仅仅掌握我的渎职,而不知道我彼时所处的环境全貌,我当怎么想?
于理而言——于理而言,在最开始,“这件事”的边界就很模糊。模糊从不受理的管辖,也被理所厌恶,既说不出道理,也无从依靠法理。
细节无关紧要。
这种对“细节”的模糊处理,今晚我再一次深刻认识到了。
第三方数据外泄的事,我已打定主意隐瞒。安宁拿到的那一批文件,隐隐指向同行的业务拓展所需,我交代此事,公司不一定查得出,也不一定就会认真去查。权衡再三,我仍旧做了这个决定,可面对乔瑟琳,难免七上八下。
凯文与我向来不对付,先前他暂管亚洲部门业务的短短时日当中,我们的不睦,乔瑟琳彼时也一定是注意到的。再说,我和凯文平常业务接触也不算密切,他为何突然态度调转一百八十度,还在我与COO之间主动做掮客,想也想得出来。奇怪的是,乔瑟琳问话很讲求轻重缓急,可对于我究竟如何取得的凯文的信任,她却半个字也没有提到。
我立刻明白过来:她是有意为之。
大老板对我的信任与放权,程度实在太深,让我不禁惶恐。
我倒不是感激涕零。
又不存在什么浩荡的皇恩,我拿钱办事,并且愿意追随这样干实事的企业家罢了。
——我是不受控制地多想,多疑,觉得有坑,觉得会被秋后算账。
饭后,我们又回到公司大楼附近,乔瑟琳要给我看的文件必须连上内网复验才能操作,而外面的公共无线网络又很不安全。
资料调出来,我正要细看,乔瑟琳伸手一挡:“你拍照。”
我还以为自己没听清:“什么?”
“你拍下来,回去再看。”乔瑟琳不动如山,又朝电脑屏幕扬扬下巴,“快点。”
我看了看她,实在无力反驳,于是默默照做。
余光中,我注意到乔瑟琳慢条斯理地从挎包里摸出来个什么,接着又双手握着,对准我。
我扭过去。
是手机。
“公事公办。”她极为淡定,毫无被抓包时应有的忐忑,甚至挑了挑眉,对我僵硬的面部表情表达不满,“笑一下。你的笑容在哪儿?”
“我现在笑了也看不出来的。”我指了指口罩。
她倒没有得寸进尺地要求我再把口罩摘了,只强令我认真笑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在“作案”现场笑——而后终于放下了手机,站在我身侧稍作解释。这类业务完全是我的知识盲区,重点放在哪儿、东西怎么看,这些都要靠乔瑟琳指点迷津。我认真听着,心无旁骛。
老实说,乔瑟琳拍了我的“罪证”,我心里反而踏实许多,至少能从那种无止境的猜疑当中挣脱出来呼吸片刻了。
公司在股份上的信息统计很全面,有些公开给投资者的年报内容里写着“不适用”的,在公司内部文件中,也有详细的说明。我需要的资料大多都集中在小股东这边,匆匆一瞥,印象最深的是CTO的持股比例。
先前发现他是依法需要公开相关资料的大股东、现在又仍然拥有百分之二点七的投票权,我还以为他是去年刚刚跌过百分之五的分界线。现在读了详细情报才知道,原来CTO分得的股份相较而言并不算多,在一千两百万股左右。公司的股票发行初期,他一直在市场上进行买入,如此几年下来,套现离场,身价暴涨,但手中的B类股却基本没有流失。
钱财多到了一定境界,人就无法从这种得失中获得足够的刺激,金钱回归了原本的工具地位,而人性的部分也逐渐展现、放大,直至无法忽略。易地而处,CTO与梁衡岗位相近、工作内容又互为补充,拿到手的,差异却如此之大,恐怕难免感到不平。
想到此,我多问了一句:“我知道在组建创业团队的时候,我们的首席科学家还在杭州工作。为什么后加入的他得到的股份差不多是CTO的两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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