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通西域以来，中原王朝或华夏北方政权多次迁民开拓敦煌地区，汉人、鲜卑人逐步超过原来的土著，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诸多大族。
    拥有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的汉人开荒屯田、兴修水利，骁勇善战的鲜卑人养马畜牧，两个族群各尽其能，可谓泾渭分明。
    但到了唐朝，因朝堂策略引发双方产生了严重冲突，曾在莫高窟留下诸多历史遗迹的鲜卑氏族消失了，于是没有后顾之忧的中原士族开始大力发展更适合汉人社会生活的农耕经济，将大片适宜游牧的天然草场开垦为粮田，并因此使得敦煌地区的粮食产量达到了古代的最顶峰。
    但是物极必反，因为滥垦滥伐，再加上过度灌溉，沙、瓜两州的生态环境终于崩溃，原本水土肥沃、草木繁茂，面积多达十数万平方公里的绿地逐渐转化为新的沙地和戈壁，而曾经创造繁华盛景与灿烂文化的敦煌与瓜州两座古城也变成了残垣断壁，渐渐掩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不过，亲眼见识到敦煌千年前后状态的巨大落差，李曜并没有触景伤怀，反而觉得灵台一片清明，想出了一个便于执行自己宏大计划的新切入点。
    正如老子曾经曰过的一句话——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阴阳者，乃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来源，生杀之本始。
    世间的人与事，皆兼具着对立而不绝对的两面性，总是善与恶、利与弊相互并存。
    相同的一件事物，在不同时代通常会时好时坏，时善时恶。
    后世被公众猛烈抨击的“财阀”自然也不例外。
    古今中外，但凡成就大业者，俱都懂得以正反两面去看待事物，他们不仅会善用事物的正面，还会善用事物的的对立面。
    所谓“趋利避害，化弊为利”，便是说的此道。
    唐朝虽然有着严格的坊市制度与宵禁制度，但在天高皇帝远的沙、瓜两洲却显得异常宽松，而唐朝建立之初实行的扶商政策，更促成了这一地区外贸经济的空前繁荣。
    在李曜看来，这个时代的敦煌简直就是一块绝佳的资本主义萌芽地。
    “西沙贵坊”就像一粒埋进土里的种子，若想让其成长为世界上第一家“财阀”，乃至由多家“财阀”组成财力更雄厚和势力更庞大的“财团”，并以此来带动整个敦煌城走上原来时空中十三世纪佛罗伦萨的经济发展轨道，当然还需要李曜的精心呵护和栽培。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便是缔造一个稳定的地方政治环境。
    因此，李曜觉得只凭一份奏折显然还不能让自己的便宜老爹对敦煌的中原士族放心，难保他还会相信某些近臣的馊主意，没完没了地派人来继续折腾，于是她便建议张护拿出实际行动向大唐朝廷表明忠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贫道觉得今上显然对你们这些敦煌的中原士族不放心，否则朝廷也不会一直不在沙州设立刺史、长史、司马等主官，甚至改‘沙州’为‘西沙州’，大有降格、废置之趋势，兴许过不得多久，西疆还会有第二个贺若怀廓大驾光临，到那时只怕贫道已身在异地，可没有办法再帮张参军让别人病故了。”
    聪明人不需要别人太多点拨，升官欲与发财欲同样强烈的张参军听了李曜的这番话，只片刻工夫，便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但绝对让唐皇李渊既放心又开心的决定——派遣自己唯一的嫡子张栋随同李曜一行前往长安，名为赴京求学，实为入朝为质。
    “道长在看甚么呢？可是有甚么心事？或者说有甚么事物忘拿了么？三郎可以马上派人打马回去为道长取来。”
    李曜正想着，耳畔忽然传来张家大少爷张栋一而再，再而三的问话，殷勤之意溢于言表。
    李曜暗暗翻了个白眼，口中却平心静气地道：“无事，只是随便看看。”
    此次回程，除了何潘义为打点好刚开张的“西沙贵坊”，近一两年都将留在敦煌之外，李曜的其他原班人马皆在队伍当中。
    不过她身边的随行者数量却增加了不少，亦不知是不是张护故意所为，他自己的儿子去也就算了，还连带敦煌李氏、赵氏、曹氏、令狐氏、索氏、翟氏、宋氏、阴氏、汜氏的嫡子们集体去长安为质，几乎每个人都带着上百号男女随行人员，可谓是尽显世家排场。
    不仅如此，张护还让嫡女张檀在李曜身边做道僮，李曜自觉有太多不可为外人道的秘密，一个鱼巧巧本就足够令她伤脑筋，自然是打算当场拒绝，可张护承诺只要李曜将他女儿荐入宗圣观，他就捐赠一千亩田土给属于李曜名下的道观“明华观”作为斋给基业，李曜当场为之怦然心动，也只好捏着鼻子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另外，做人口生意的何潘礼出了血本，在梵音会上一口气从某个铁勒部落酋长手中买得五百多名奴婢，准备带回长安大卖特卖，而李曜为了让自己未来的镖局有个安全隐蔽的业务接洽点，打算在长安开设一家大规模的豪华酒楼，于是也主动增添了两位随行者。
    其中一位，是出自瓜州南市“石氏酒肆”，被李曜以一百金，折合一千缗铜钱的高价买下来的金发舞姬。
    这位金发舞姬原来没有名字，因此前主人石七为她取了个颇具唐人特色的汉名“金连连”，金连连自称故乡远在“西海”以北，幼时遭西突厥人劫掠并卖给了粟特贩子，然后又经过一番辗转，被卖到石七的酒肆，石七的妻子正好是个舞蹈高手，见她生得美貌又聪明，觉得可做接班人，便传授她舞艺，经过数年的苦练，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了瓜州舞技最出色的舞姬。
    本来那石七不打算卖人，但忆起李曜在他酒肆里的惊人表现，只好叫了一个自认为高得离谱的价格，希望能以此吓退李曜，不想李曜眼都没眨一下，便拿出十锭金子，便直接把他的招牌舞姬给领走了。
    至于另一位，正是在梵音会上与李曜合奏《飞天》的琵琶手路儿。
    说起路儿跟随李曜远赴长安的缘由，其实很简单，很励志，也很……狗血。
    早在梵音会结束的第二天，李曜在敦煌城中碰到了“梵音会之乱”中毫发无损的高昌世子麴文泰和绯璎，还未来得及打招呼，就见被五花大绑的路儿从麴世子的华车中蹦了出来，李曜不忍心见到一代音乐大师被反应不及的麴世子护卫坐骑活活踏死，只得出脚相救，轻轻踢飞了一人一马，于是看起来一脸懵逼甚至有些崩溃的麴世子二话不说，便带着爱妾及其一百多号随从一溜烟地逃走了。
    随后，李曜一问才知道，那麴文泰为路儿的琵琶技艺所折服，于是主动邀请路儿到高昌国担任乐官，结果遭到路儿的婉拒，他说：“多谢世子的厚爱，但请恕鄙人拒绝，鄙人不远千里来此地，便是欲往唐都长安，因为那里才是鄙人实现梦想的地方，所以真的很抱歉……”
    就这样，未来名为“裴神符”的传奇音乐家路儿，很荣幸地成了李曜名下一位年薪百贯的私人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