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内地盗寇四起，路上不太平。
    有了“红旗军”体系的江海联运，如今朝廷的大臣去四川早就不走陆路，转海路沿江而上是最稳妥也是最快的方式
    傅宗龙不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庸才，他在云贵川做官多年，多次参与、主导平定土司造反。
    杨嗣昌举荐此人去巡抚四川，应该是用对人了，傅宗龙熟悉山地战，也曾经采取屯守、攻打、围困相结合的办法平定云贵的异族叛乱。
    只不过来到平原指挥大兵团作战，傅宗龙恐怕力不从心，历史上的他就是在河南遭遇流寇包围苦战不能脱困被俘。
    云南昆明人傅宗龙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被俘后大骂李自成等等流寇惨遭虐待而死。
    他许久没有来京师，更加没有乘坐客运马车疾驰在京师到达天津卫的大马路上。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他无比惊奇，见沿途百姓、商贾对征虏大将军敬若神明若有所思。
    来到了天津卫，见到了这里的繁华和整洁更让傅宗龙叹为观止，当他上了豪华的远洋客轮后已经对新诞生的“汉江省”心向往之。
    纵然有江海联运，到达四川也不太容易，一路顺风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遇上恶劣天气会延误多少天就不好说了，傅宗龙应该在明年正月底或者二月初能够到任。
    兵部尚书杨嗣昌头大如斗，可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大别山区蛰伏了几个月的张献忠、刘国能、罗汝才、射塌天等等贼骨头又闹得不可开交。
    然“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不是一纸空文，朝廷收到的剿饷当然会发挥作用。
    陕西由于出现了清兵入寇的变数导致杨嗣昌的部署功亏一篑，使得高迎祥、李自成混得风生水起
    张献忠就没有如此好命，得到平贼将军任命的左良玉这一次是真打。
    总兵官牟文绶、刘良佐、刘泽清，副将黄得功、陈永福，游击将军罗岱等等得到了朝廷的粮饷后也厚积薄发，张献忠之流被打得如同丧家之犬。
    右副都御史五省总督熊文灿建功心切，根本不顾举荐他的杨嗣昌曾经叮嘱不能对流寇心慈手软，居然在中原流寇眼看着土崩瓦解之时派人谈判准备招抚。
    真应了那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杨嗣昌的苦心经营将要在熊文灿手中化为乌有。
    “汉江省”的战役圆满收官，一万三千满蒙骑兵能够砍到首级的有九千足，抓捕了鞑子三千五百足，居然也有五百不足的建奴，其中还有巴牙喇十几个。
    鞑子、建奴都该杀，但是为了使得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满蒙骑兵的抵抗决心弱一些，刘在旗、姜新和刚刚到任十几天的阮大铖带领宣传队员细致甄别。
    有了大鱼头豫亲王多铎，京师献俘那是必须的，总不能光送一个多铎，总要找些鞑子、建奴一起送给朝廷明正典刑。
    经过几百宣传队员和镇抚官七八天观察、谈话，还胆敢有抵触情绪的鞑子、建奴遭了秧。
    最后刘在旗召集所有的鞑子和建奴宣布，不老老实实劳动接受改造的五百余人将要被送交朝廷处置，最后的下场恐怕不会好，腰斩于市已经算轻判了。
    听说自己将要不得好死，五百余抗拒劳教的满蒙骑兵中有一半人怂了，跪在地上哭诉、求饶，可惜晚了。
    刘在旗不仅仅宣布不会饶恕一个人，还威胁通过甄别的鞑子和建奴，胆敢抗拒为“红旗军”劳动，用不着送去京师，在平壤城就可以处以磔刑。
    渴望当官的阮大铖最积极，接到有征虏大将军印信的任命公函后，根本不管朝廷是否同意这个任命，当天就带着家仆去望江门码头乘坐客船直达简称“汉港”的汉城港口。
    到达汉城的第二天，他就前往大将军行辕求见黄汉得到了接见，黄汉给阮大铖的品级是从五品文职，职务是宣传队总部赞画。
    “红旗军”体系没有文贵武贱之说，待遇相同，武官在执行战斗任务期间俸禄高出三成。
    武官由于获得军功的机会很多，升职更加容易，在“汉江省”甚至于比文职还要吃香。
    阮大铖何许人也？很复杂，早期是东林党干将，后期又被阉党了，在崇祯朝士林的名声几乎臭大街，其实此人是个有才华的小人。
    他的戏剧作品在明末名噪一时，至今还有《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和《牟尼合》四部作品流传于世。
    黄汉用他就是看中他编剧的特长，当面指点他编排几部戏剧，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揭露建奴、流寇的穷凶极恶，唤起民众的觉醒。
    丑化建奴、鞑子、流寇和纪律败坏明军，揭露杀良冒功屠杀老百姓的明军将领，歌颂“红旗军”，大肆宣传“红旗军”饿死也不抢掠老百姓。
    如此安排真是专业对口，阮大铖被征虏大将军接见且耳提面命后，工作热情高涨，经常去基层采风。
    参与甄别鞑子和建奴之时，阮大铖就在观察这些人的反应，相信用不了多久刽子手得知将要被千刀万剐之时求饶的丑态就会出现在舞台上。
    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开大会无比重要。
    “汉江省”县城的标配不仅仅有县衙、城隍庙、县学还有一座可以容纳一千人看戏的剧院。
    这个剧院不仅仅为子民提供娱乐，还要成为上传下达政令的地方，县衙每个月都会在这里召开次数不等的动员会。
    警钟长鸣也好，老生常谈也罢，经常组织胥吏、衙役、保长、甲长、里长、亭长、退役军人、老百姓代表开大会使得“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更加有利于统治。
    跟大明的官僚截然不同，“红旗军”体系打破一言堂，基层老百姓能够经常见到县太爷，甚至于常常见到知州、州府。
    亲耳听见记忆中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在大庭广众之下颁布政令，自然会提高普通民众参政的热情，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地方官再要一手遮天恐怕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