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圣诞节，扎纳给我寄来一张友好的圣诞卡。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我送了一个花圈，急切地想补偿点什么；可我永远忘不了我问他是不是间谍时他脸上的那种表情。在那一瞬间，牛津的文明摇篮似乎在他周围解体了，他又回到了边境附近，被敌人包围着，孤零零地被出卖了。
    里斯给我的最后一个名字是斯图尔特汉普希尔爵士。他是无线电安全局的一位出色的密码破译家和分析家，是一个精华小组的成员。那个小组曾经破译了德国情报局的手写密码，并为双重间谍系统奠定了基础。战后，他在外交部工作，以后又在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开始从事引人瞩目的学术事业。里斯在一九五一年提出指控时没有任何证据，仅仅只以汉普希尔在三十年代是伯吉斯的好朋友这一点为基础。我从那些被会见过的人当中了解到，汉普希尔的同龄人认为他有左倾思想，但他并不是共产党人。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想到要同他谈谈，以便了解他所知道的关于伯吉斯的情况。
    但是，汉普希尔案件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尽管他早已从秘密世界退休了，但内阁大臣伯克特伦德邀请他去进行一项关于政府通讯总部未来发展的研究。自从美国国家安全局进入人造卫星时代之后，人们开始对日益上升的信号情报愈加关注。美国人正在竭力促使通讯总部分担间谍卫星的经费。即将执政的工党政府面对着每年超支一亿英镑的问题。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指示特伦德检查一下，看看这种卫星经费是否合算。特伦德同狄克怀特商量，怀特建议让汉普希尔来做这项工作，因为他曾在无线电安全局工作过。我读了汉普希尔的档案之后，感到很吃惊，汉普希尔从来没有受到过审查，尽管还有里斯的指控。狄克怀特认识汉普希尔已经有好些年了，他只简单地给霍利斯写了一封信存入档案，仅此而已。
    对汉普希尔进行的调查耗去了许多时间。在此期间他任意进出政府通讯总部，还对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了一次为期六周的访问。在汉普希尔的报告里提出了许多基本问题。首先，鉴于日益增加的费用，英国是否有能力维持英美协议中所规定的由英方负担的那部分费用。英美协议保证了我们同美国进行许多的信息交换。第二，英国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是，英国是否要与美国一起研制新一代的间谍卫星；第三个方面是政府通讯总部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支持反小集团活动。
    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是：是，不是，是。我们一方面不能失掉英美协议中所保证的交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坚持，并不一定要为每一项新的技术研制付英镑。至于反小集团，汉普希尔是非常支持的，他要求进行改变的唯一工作是停止空中筏夫，其理由是投资效益不大。我当时对此是反对的，但后来又认为这是一项合理的节约措施，再说，英国皇家空军已开始讨厌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汉普希尔同我一起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关系。我竭力促使汉普希尔提出建议成立一个新型的无线电安全机构，它将由军情五处控制，独立于通讯总部之外，专门负责跟踪在国内的间谍无线电通讯。我想，根据汉普希尔的背景，他一定会欢迎这个设想。我还告诉他，这是一条惟一能保证我们得到所需要的设备的方法。汉普希尔没有同意，其结论是，这样的举动会遭到通讯总部和军情六处的强烈反对，这样就不大可能成功。他的这个结论大概是对的。
    在汉普希尔完成他的研究之前，显然是不可能找他谈了。一九六七年我得到允许，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普希尔在该校担任客座教授。我对普林斯顿非常熟悉，我当科学家时，常常到那里去访问。鲁迪康普弗，即那位发明行波管（在大多数微波线路上使用的无线电电子管）的科学家，曾经就普林斯顿的奇特的建筑向我作了一个很好的描述。他把它称为冒牌的哥特式科兹沃尔德。
    我同汉普希尔谈了一阵，主要问他对伯吉斯还能回忆出些什么。他告诉我，说他现在想起来当初恐怕他也是伯吉斯要招募的对象，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描述说他和安东尼布伦特是怎样一起去巴黎旅行的。有一天晚上，他们同詹姆斯克卢格曼以及另一位艺术家本尼克尔森一起吃饭。饭后，克卢格曼主持了一次长会，他们对汉普希尔的政治信仰进行了考察。
    几个月后，他被邀请到伯吉斯在切斯特广场的公寓里与伯吉斯一起吃饭。两个都穷酗极饮。半夜两三点钟时，伯吉斯劝他为和平而工作。伯吉斯说，虽然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但却是很值得的。他们还谈到了许多当时知识界的动乱，纳粹的威胁，谈到在学术研究中需要采用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汉普希尔当时以为这是邀请他参加左翼争鸣学会的前奏，这种学会当时在牛津剑桥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很流行，可伯吉斯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建议来。现在回想起来，汉普希尔说，也许伯吉斯正在试图招募我。
    我回到伦敦后同布伦特核实了这件事。他还记得克卢格曼的晚餐，并证实那是一次检验活动。但他说他并不知道伯吉斯的劝说，也不能肯定那次晚餐是在一九三五年还是在一九三七年。这些日期很重要，一九三五年，布伦特和伯吉斯仅仅只是共产党员；可到了一九三七年，两个都成了间谍了，因此任何招募工作都是为俄国人干的。我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去看本尼克尔森。非常幸运，他保存着记录他生活的完整的日记。为此，我们可以肯定，那次晚餐毫无疑问是在一九三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