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华这个国家，只有工业才能强国，但是发展工业必须保障一个前提，稳住农业才能建国。中国不是欧洲分裂的那种状态，欧洲一个国家农民不稳，比如说法国农民起义，这波农民是绝对不会流窜到意大利发展壮大。民族主义下，在掌握国内舆论的贵族引导下，“你个法国的刁民敢到意大利来，我们贵族老爷会领导意大利人民阻止你。”甚至几十个欧洲贵族国家还会联手干涉法国农民起义。
至于东方就不是这样，陕西米脂县的闯王窜到河南，双方没有民族隔阂。那个规模，直接让明帝国内部崩盘。所以西方的农民大起义，由于民族隔阂是得不到全欧洲的响应的。但是东方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另一个级别。不把农民这个矛盾解决了，你再怎么工业党方向正确，在实际操作中上千公里国土上分布的农民，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不解决该问题，就会彻底拖垮你这个国家的组织力。
稳住农业，怎么稳住？这不是主义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钱的。同时发展工业强国也是需要国家物资注入的。
这就陷入了一个矛盾，在发展工业初期，一方面工业需要养人口，工业在初期实验过程中，在生产上恐怕只对军事有效果，对生产上是消耗大于产出。所以在初期你投入国家力量养工业人口，其实是在农业上刮油。对于这个问题，享受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士大夫的选择是休养生息，不进入工业化，或者是非常缓慢的朝着工业化发展。
当然有了外部刺激，当欧洲国家得到东方技术灌输后，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东方的有志之士，只要在东方遭遇一次失败后，就会立刻发动工业化。至于清朝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纯属是清朝小族统治大国，在领导人口数十倍与自己的汉族，原本就有一种不安全感。而工业大革命这种全国崛起新兴力量的运动中，清朝领导人害怕自己驾驭不住，害怕变革的不稳定影响自己的统治权。
才有了清末在工业革命浪潮下犹犹豫豫的场面，要是汉族的皇帝在这种大一统的情况下两度被赶出首都，早就如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后的俄国那样进行工业改造了。
所以清朝那样硬生生的在沉默中灭亡，硬生生用无数不平等条约将中华的家底给消耗干净，纯属演变空间中诸多历史线的奇葩。也就是这种将华夏家底耗光的行为，给当时的中国进入工业化只留下了一条路，这就是任迪位面新华社没有临近历史线的原因。
而在其他历史线上却是另一种情况，当中华遭到西方工业势力入侵后，往往第一次失败，丢不光所有的家底，在皇帝政策开放和引导下，大量的地主阶级会被允许鼓励向着资产阶级转化。要注意东方种田上千年，与外界贸易积累的贵金属家底是雄厚的。一旦全面开放外贸，大量的贵重金属朝着世界流入，大量的物资进入东方，是完全可以和平协调中国发展工业早期，稳住农民和投资工业矛盾的。也许皇帝没有钱，但是地主们绝对有钱，帝国缺发展工业的资本，但是地主们绝对不缺。等到地主们投资工业，赚了钱，帝国上调税务，那么整个帝国就可以活起来了。
等到国内资本家主导的国内农民生活需求和工业发展需求再次矛盾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将工业化机器转为战时机器。对外掠夺，转移国内需求矛盾。当然每一条路线都是要发展工业的，否则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中不进则退，就会被整个世界其他发展工业的国家掠夺。
所以在家底厚实的情况下。中华有着很多条选择。用不着对地主喊打喊杀的。就能用初始资本启动工业，抵消初始工业发展的巨大投资。平衡农民和发展工业之间的需求。当然要是家底被耗光了，在文明的意志下，中国走向工业化也是必然的。无论多苦多累。中国人是不会放弃中国里面中这个骄傲，也注定是要往地球主角的位置上爬。不过这样的话，就不会给没干好资本引领工业发展的地主阶级任何生存的余地。地主哪怕废一句话，敢对引领工业化的泥腿子们讽刺一句，都是要被问革的。
任迪的历史线里面的资产阶级教科书里面一句评判非常到位，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就是任迪历史线上，中华的资产阶级就是弱鸡，给你个黄金十年，你都不能发展出来重工业。让历史硬生生的进入了中华最危亡的时期，最后等待用杀地主解决发展工业同时稳定农民的政治势力登场。并非中国人不懂的这条路线的残忍，而是文明的前进的意志下，这只是唯一一条可以成功的道路了。
至于诸夏社和炎黄社的历史线有多条分叉，无非就是看领导工业发展的到底是哪一派势力，如果资产阶级先一步发展起来。完成国家工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好的那么，用杀地主解决稳农工的政治势力就无需上台，就会被消泯于无形。反之只要资产阶级解决问题慢那么一拍，让农民主导发展工业的势力上台。那么就是赤旗插满全国的节奏。
所以有关农民代表的底层政权主导工业发展还是经济建筑上层的资本家领导工业发展的讨论，在诸夏社所在的历史线上的争论，要比任迪所在历史线上网民的争论，要强了一百倍。任迪的历史线已经用真实的血泪史证明了。网上的争论几乎是一边倒。反方辩论，根本没有事实的论据，支持在那个已发生的过去走资的理论。所以任迪历史线的反方辩论者，坚持自己的理论，无非就是自己坐着的利益驱使自己这么说，要么就是思维上太过偏听偏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