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晋阳刚出小黑屋就一路小跑,直接溜达到小宓桌边,片刻他就找到了那瓶装着赤色粉末的玻璃罐。还没来得及偷笑,一个巨大的黑影将他罩住了——小宓叉着腰阴测测地看他,伟岸的身影挡住他头顶的整片灯光:“你来我这儿干嘛?抱着我的红糖又是做什么,你来大姨夫啊!”
郝晋阳这才想起这这叫红糖姜茶,瞬间没了底气:“不,我没来大姨夫,是俞师兄…”
“俞任杰来大姨夫啦?”
“他也没来…这不是他家里进水了,要去去寒气嘛。”
“哦…”小宓算是接受了这个说法,缓和了语气:“你拿去用吧,用完盖子拧紧哦。”
郝晋阳刚松了口气要走,又被小宓拦住:“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桌上有红糖啊?”
郝晋阳想说,却不敢说,其实每次小宓来姨妈都吼得整个办公室都听得见,什么老娘不行了,老娘蛋碎了,尼玛拧巴到一块儿了等等。接着就会闻见一股浓郁的生姜味,是她拿着一把大勺子在拼命地搅拌邪恶的液体,谁还不知道有这么一瓶玩意儿啊。
“算了算了,你走吧!”小宓将头转向一边,但郝晋阳刚走几步就听见背后传来两个字:“下流!”让他突然觉得人生有点晦涩。
总之俞任杰喝到了姜茶,革命阶级任务圆满完成。下午的时候大家一起开了案件会议,讨论这次成为社会热点的马路袭击案。
程斌和俞任杰前去探访八边形先生的那天,组员也探访了其他受害者。他们受的伤并没有八边形先生那么严重,但也有伤口或者轻微内伤。组员们纷纷反馈,访问过程充斥着受害人的愤怒哀嚎,大多时间都是听他们诉说自己伤得有多严重,罪犯是多么不可饶恕的。
胖胃说:“昨天我和西施去了市北地区的蔡先生家,蔡先生被人用棍子打了脑袋,肿了一个大包。问他话真是困难,他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的,百分之八十的内容都在骂脏话。讲了半天也讲不清楚案情,只顾着把头往我肚子上顶,让我摸摸他脑袋上的包。”
西施笑道:“胖胃摸完他脑袋上的包,他还嫌不够,硬让我摸。你说我虽然是个已婚已育妇女吧,也不能随便摸别人脑袋啊?但我一摸,这包还真的超大,你们说奇怪不奇怪,都好几天了,还这么大一个包。”她握着拳头形容着肿包的大小:“后来我们去另外一名受害人家里,遇到一个大妈,她硬说她被打的事儿不是马路袭击者干的,而是她的儿媳妇找人干的。她把家里人,从大儿子到小女儿,从儿媳到侄子,吐槽了个遍,在她嘴里没一个好人。好说歹说,她才肯吐露点细节来…我觉得我们是去当居委会调解员的。”
小宓和郝晋阳也表示有类似遭遇,受害人不是面目可憎就是内心丑陋,有种走在路上活该被打的感觉。在强调没人真的活该被打的道理后,程斌总结:“可以看出,犯人在选择受害人的时候有一定的取向,他更习惯挑选面相不善或者与人社交有障碍的人。”这个说法虽然还是带有贬义,但好听多了,大家纷纷点头。
俞任杰也用含蓄的话语做了一定的猜测:“可能袭击者以前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给他施加伤害的人有与受害者类似的容貌或气质特征。也可能袭击者只是有攻击冲动,选择这些面向不善的人恰好可以抵消他的罪恶感。”
大家又是点头。郝晋阳心想,说白了,不就有些人长得欠揍,就被揍了呗,说这么文雅反而不好理解。此后二队又讨论了历史案件之间时间和地理位置关系,分配了今后两天的工作安排,结束了这个会议。
下班后程斌先开车将俞任杰载到他的水帘洞里,捡了一些必需品打包,再驱车到达他的“婚房”。如程斌所说,他的新房确实很新,墙壁雪白,地板光亮得找不到一丝瑕疵。俞任杰想起他家泡了水而翘起的地板,进门时故意不换鞋,狠狠踩了几脚崭新的地板作为报复。
程斌见了,喉结动了动,却转过脸去专心为他找拖鞋:“你的房子都这样了,怎么没想过回爸妈家住一段时间?”
“我爸妈家?”俞任杰自嘲地笑了笑:“我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程斌倒是知道的,只是太久没有与他聊过工作以外的话题,不知该说什么,又想说些什么,就随口这么问了。他想了想,又问:“你妈还像以前一样老唠叨你么?”
“一如既往,连我上班喝了几杯水都要过问。”俞任杰从客厅踩回来,留下一串脚印,顺手接过程斌递给他的拖鞋:“这玩意儿新的旧的?你没脚气吧?”
“新的,没穿过,昨天超市刚买的。”程斌刚说完,脸色变了变,加了一句:“便宜你了。”
俞任杰也不客气,甚至有些得意地换上了:“虽然我妈确实烦,我爸也烦——我爸这两年变得我我妈一样了,但我不住回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住的是一室户,我睡沙发都挤不下。”
程斌愣了一愣:“你家不有好几套房么,怎么要住一室户?”
这次俞任杰挂上了一个苦笑:“能租的都租出去了,租金都拿来还贷了,就我这点工资还背了不少债呢,不然住你家么?”
“你家又买房了?”
“你妈没和你说啊?”
“我妈和你妈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程斌无奈地说。
俞任杰也是知道的,一时忘了而已。许久没和老同学聊起双方的家里,这么一说起来,许多回忆片段纷纷涌入脑海,他顿了顿,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哎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