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利·克雷泽继续将《正义天使》往政治上扯：“《正义天使》是一部软性政治宣传片。中国电影一直强调宣传性，中国电影有个特殊的类型叫‘主旋律’电影，有时也被翻译成‘主旨’电影。这些电影是为了加强政府确立和认可的积极价值观，并引导观众。在中国这样完全由国家控制的电影体系中，所有通过审查并可在商业影院上映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国家认可的，都可以说是主旋律电影。张然的电影也是如此，尽管《正义天使》和传统主旋律电影不同，但本质还是一部主旋律电影，是为了迎合中国政府反日的需要。”
第二个跳出来的是霍恩·格伊尔，他在网上大骂：“张然是中国政府的红人，为政府拍过《唐山大地震》，为政府执导过奥运会开幕式，现在中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于是，张然立刻拍了反日电影《正义天使》。张然气急败坏的跳出来反击，说明影评界对他的批评戳到了他的软肋，因此，他害怕了！”
霍恩·格伊尔语气激动的表示：“张然是一个投机分子，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丑，一个讨好政府的白痴，这种人竟然被影评界称为新世纪最佳，简直是笑话。张然这样的导演只能风光一时，不会长时间被铭记，最终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也许《正义天使》票房会不错，但在颁奖季不可能有任何作为，这样政治味十足、充斥着陈词滥调的电影，只能被整个评论界唾弃，张然唯一能够获得的只有金酸梅！”
其他一些被张然骂了影评人也纷纷在Fly、博客，以及媒体的专栏上写文章痛批张然，将《正义天使》贬得一钱不值，甚至大骂张然是中国政府的走狗。
站出来为张然辩护，力挺《正义天使》的影评人也不少。《正义天使》是非常优秀的电影，各个方面都是顶尖的，但现在却因为政治原因被抨击，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著名影评人托尼·雷恩表示：“一部电影的好坏，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但很多影评人对中国电影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凡是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以这种简单的概念去判断一部电影，其幼稚和片面是显而易见的。”
媒体不愿意这场好戏就这么完了，继续煽风点火，恨不得张然像乌维·鲍尔那样，将影评人拉上拳击台，来一场流血较量。
一些媒体大喊：“电影被影评人批评是很正常的事，张然的反应过度了，他被评论界宠坏了，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导演，根本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另一些媒体高呼：“影评人可以批判张然的电影，张然当然也有权利批评影评人的文章。”
海外媒体也都在关注这场口水战，都满怀期待的心情等待新一轮的对决。
张然没有让大家失望，再次进行反击。这次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名字叫：影评人的七宗罪。文中写道：“1955年，年仅23岁的弗朗索瓦·特吕弗在法国著名的《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影评人的‘七宗罪’。六十年过去了，如今重读特吕弗的文章，我发现特吕弗当初抨击的问题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今天我就狗尾续貂，说一说当今影评人的‘七宗罪’。
第一，影评人无知者无畏。
六十年前，特吕弗说很多影评人非常无知，在写文章前，经常查阅各种电影史，但那些书错误百出，影评人就复制这些错误。如今看来，特吕弗简直错怪当初的影评人了，至少他们在写文章前还会查阅资料，现在的影评人根本不会查，完全由着性子瞎写。《正义天使》主要讲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以及《魏特琳日记》和《拉贝日记》三本书的故事，那么作为影评人在评论这部电影之前，至少应该看看这三本书吧？可那些抨击《正义天使》的影评人有几个看过呢？如何一个看过这三本书的人，都不会说出《正义天使》妖魔化日军这种蠢话。《正义天使》展现的日军暴行，不及真实暴行的百分之一！
第二、影评人既不了解电影史，也不了解电影的拍摄技巧。
特吕弗当初也抨击过这个问题，现在依然如此。现在很多影评人写出来的影评，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所谓的影评大多不能够称之为影评，唯一的用处是拿来包鱼。他们不懂电影，不懂电影语言，无法对电影视听语言，以及电影的拍摄技巧进行分析。他们的影评大多都是把电影内容简单复述一遍，然后议论一下，总结两句，一篇所谓的影评就完成了。
我在电影学院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会让学生写影评。他们把影评交上后，我经常会生气地冲他们咆哮，这写得也就比谢利·克雷泽、霍恩·格伊尔那些五流影评人好一点，这也能叫影评？对构图、对光影、对视听语言的分析在哪里？全部重写……
……第七、影评人喜欢不懂装懂。
2014年，我带电影《烈日灼身》到戛纳展映，一同展映的还有戈达尔的《再见语言》，这部电影是无逻辑拼贴、倾斜画面、忽大忽小的音量，几乎把所有常规电影拍摄最需要避免的技术问题展示了遍，粗暴而彻底地捣毁创作语言体系。
电影宫里的影评人绝大部分看了十多分钟就呼呼大睡，我旁边的几位影评人也都睡着了。我左边的女影评人甚至打起来了呼噜，而且呼噜声特别大。让我惊奇的地是，在电影结束之后，现场的影评人们集体起立鼓掌。我旁边那位睡了五十多分钟的影评人醒来后，揉了揉眼睛也开始鼓掌，并激动地宣布：‘哇喔，真是一位伟大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