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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宣武从来没有见过福王朱常洵，但朱常洵无疑是朱常洛、朱由校两代帝王心中最深处的阴影。
“董爱卿，为何突然要提起三皇叔？此事难道与三皇叔有什么关系？”朱由校神色显得有些凝重。
不错，朱常洵的确曾觊觎过神位，可是那已经是数年前的事，自从他与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俩争斗了两次，两次都一败涂地后，似乎早已经死了心，灰溜溜的到洛阳就藩去了。
如永乐皇帝借故削去了代王、岷王的护卫、官属，齐王、谷王先后被废为庶人。
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朱元璋曾在奉天门谕群臣，再次强调皇亲除非犯谋逆不赦之罪，其他罪行，均交由宗亲会议，报请皇帝裁决。大臣即使握有真凭实据，也只许奏闻，不得擅自逮捕。
如二王不得相见。
之后，除天顺朝时，明英宗朱祁镇为了“塞疑谗之隙”，特准襄王入朝外一例外，亲王再也没有人就藩后能进京的。
所以洪武后期很多针对藩王的限制，并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依然拥有军权，尾大不掉不势，这也是明成祖朱棣之所以有实力发动靖难之变，把当了四年皇帝的建文帝赶下了皇位，自己当皇帝。
洪武朝初期，太祖皇帝认为藩王有列爵治民、分藩锡土职责，所以赋予了他们极大的军政权力，简直就是个土皇帝。当朝无正臣、内有奸恶，藩王甚至有权训兵待命，等天子密诏统兵讨伐。
大明的藩王以永乐朝为界限，其权力和地位有天壤之别。
若大臣如果从中做梗，不让藩王面见天子，私下判处藩王的罪行而导致藩王不幸身亡，藩王府长史司及卫司可直接行文五军都督府抓捕该大臣。
经济方面则删除了王府若要兴建工程，有司必须及时差付，不得稽延这条。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
藩国的文官由朝廷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
到了洪武后期，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
也正是天启皇帝想看到的，见三皇叔朱常洵如此知趣，朱由校对他的戒备之心也渐渐放下了不少，但依旧派人严密监视。
王府的相傅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可以兼行省参政，掌管地方行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握着地方兵权，而且王府武臣多是骁勇善战的勋臣。
永乐皇帝在位时，由于笼络人心，还准许亲王入朝觐见。成祖驾崩时，宁王奏请进京，明仁宗朱高炽即以“祖训不敢违”拒绝了宁王的请求。
废除王府的相傅，升长史司为正五品，长史必须由皇帝亲自选派。若王有过，则诘问长史，即长史有监督、规劝藩王之责。
藩王所居城内布政使、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藩王认为必要，可以随时召见他们。
但是，到洪武后期，诸王大兴土木、擅役工匠、自扰地方，欺凌朝廷委派下来的重臣问题日显，甚至对皇权构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
东厂与锦衣卫传回来的消息，到了洛阳后，朱常洵表现得非常老实，终日闭阁谢客，饮酒作乐，所爱唯有美女与歌舞，对天下的政局漠不关心。不要说走出洛阳城了，平时就算是福王府福王也难得出来一趟。
风宪官如果弹劾藩王小的过错或风闻奏事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
又或者将处于要塞地区的藩王迁入内地，如将宁王朱权迁往南昌。
纵使藩王果真犯下大罪，地方官员也无权审理，只能被召到京师，由皇帝亲自发落。一般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面申饬，或遣官谕以祸福，促使改过自新。
藩王在封地也有许多限制。
永乐皇帝即位后，鉴于自己不光彩的经历，解除藩王对皇位的威胁，以谋反等罪名，分别削去各藩王的封爵、属官、护卫，并取消藩王统领驻军的权力。
亲王封国后，到了一定年龄后，就必须出到封国就藩，以后非奉诏不得进京。
藩王的使者可以直达御前，敢有阻挡者，即以奸臣论处。
当时还是皇太孙的建文帝问朱元璋“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这些规定当时保证了藩王作为天子耳目起到监督地方的作用。
永乐朝以前，明太祖朱元璋效仿过汉高祖，为了镇固边防，翼卫王室，把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别分封于山东、山西、河南等地。
百姓有侮慢王的，也需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藩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
不许藩王同时朝觐，只能一个个来朝。而且进京朝觐时，留京十天左右后，就必须遣返封国，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
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由朝廷配给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
而且郡王子孙才能堪用者，可以直接入仕。
都督府也应立刻实施抓捕，并奏请朝廷斩之，并族灭其家。
明成祖还废除宗室可以为官规定，即使是宗人府，亦改由勋戚大臣摄其事而不设置官职，所领事务均归礼部管辖。
在封国内，各亲王拥有相当大的司法、官员任免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朝廷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由藩王选用，藩王对他们可以生杀予夺。
不仅如此，藩王在经济上的待遇也是非常优厚的，岁禄单是米这一项，即达无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
文武百官对于亲王，只具官称名而不许称臣。
百姓如有敢违犯藩王的，全由藩王惩处，朝廷地方官员及风宪官不得举问。
不过，太祖皇帝既然要诸王藩屏大明，备侮御边，挟辅皇室，要讲亲亲之谊，就必须给藩王以相当大实力和特权。
所以，朱元璋又规定
藩王世子要入朝侍奉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