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所区别。”
    韩博笑了笑，接着道：“刑警大概两万多名，不到总警力的20%，任职门槛还是挺高的，必须有5年‘着装’警察的经历，跟欧美有点类似，但在提升上存在一些问题。对于有业绩的警员晋升警衔，提拔到管理岗位，然而有能力的刑警不一定是出色的管理人员，而且把刑警提拔到其它部门会破坏已建立的特情网络和情报关系网，现在好像开始尝试通过提供薪资来达到奖励目的。”
    “听起来挺正规啊。”曲盛喃喃地说。
    “是挺正规的，该有的全有，比如在职培训，专门建了一所刑事侦探学院，美国的FBI、英国的苏格兰场和德国、荷兰的警察部门提供很多帮助，结果受训的大多刑警认为他们的侦查经验和知识来自‘实践’，不是学校和书本，甚至把去培训当着度假。”
    难怪个个说南非警察腐败，连培训都不重视，可见队伍正规化建设存在多大问题。
    曲盛下意识看了一眼窗外，似乎想看看周围有没有同行。
    “警力不能说有多紧张，但配置上有问题，分布严重不均匀。总部多，基层少，一共十几万警员，总部就两万多。开普敦那个案子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的，负责调查的刑警一个人要办40多个案子，破案率怎么上得去？”
    “地区与地区也不均匀，比如东开普省多，北开普省少。”刘心存忍不住补充一句。
    韩博点点头，继续道：“而且内部合作机制有问题，刑侦队跟警署相对独立，甚至不在一起办公，最远的相距十几乃至几十公里，与案发地公众接触少，需要当地警署提供破案线索和情况，但大多警署往往不太愿意配合。内部沟通严重不畅，刑事侦查部门之间，刑警个人之间，刑侦与警署之间几乎不交流情报，都把情报信息当成‘专有资产’，怕别人抢功，不愿意交流不愿意分享，直接导致重复劳动较多，破案效率低下。”
    过来是给他当助手的，曲盛很直接地问：“遇到涉及我们中国公民的案子怎么办？”
    “先找最大的，再找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疏通方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关系，敦促、协助他们破案。必要时可以提出严正交涉，强烈要求他们组织力量，加大侦察破案力度，将罪犯绳之以法。”
    没有执法权，此行的使命体现在“联络”两字，联络、协助南非警方破案。
    而旅居南非的广大侨胞对“境外110”的期望又那么高，上级对身边这位和自己也寄予厚望，希望能两个连执法权都没有的联络官改善南非华人的治安状况，曲盛跟韩博刚来时一样感觉压力巨大。
    “饭要一口一口吃，事一件一件办。”
    韩博回头看看搭档，说道：“除了要盯着南非警方尽快侦破那几起命案，我们现在有两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一是西山省厅请求我们协助，他们收到消息，一个涉嫌非法吸储的经济犯可能逃到了南非，请我们代为留意，如果确实在，想办法帮他们把人抓回去。”
    “涉案金额多少？”
    “三亿多，涉案金额巨大，是一个女嫌犯，出逃前在信用社的一个分理处工作，已经上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
    南非有三十万华人，想找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
    搭档是闽省人，马上就要参加他老乡举办的接风宴，完全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发动在南非的父老乡亲帮着留意留意。
    韩博顿了顿，又拿出一叠材料：“这段时间，约堡总领馆和开普敦总馆接连处理了起起领事保护案件，当事人大多为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男女，在南非全没有合法身份，他们因急于取得在居留权而委托非法移民中介办理工作签证，结果上当受骗，得到的只是伪造的工作签证。他们是这么说的，自称是非法中介的受害者，但无法证实其所持的伪造签证是从中介处购买所得，也没有中介开具的发票。我昨天去了一趟林德拉遣返中心，经移民局同意跟他们谈了谈，结果发现他们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不敢直视我，不愿意跟我谈。”
    “南非移民局打算怎么处理？”
    “查获这些人持有伪造签证，移民局要把他们遣返回中国。他们不想回去，想到领事馆。”
    领事保护不包括帮他们申请签证，更不可能帮他们申请居留权。
    曲盛不认为事情会这么简单，追问道：“在南非没合法身份，在国内呢？”
    “护照不是假的，是经过篡改的，口音明明来自闽省，却说自己是西北人。我联系过护照上的户籍所在地公安局，国内同行说户籍资料里查无此人。”
    “也不是在逃人员？”
    “我把照片发回去了，暂时没比对上。”
    对在内部省份公安系统工作的人而言，这样的事很奇怪。
    曲盛却见多，岂能听不出韩博的言外之意，轻叹道：“如果没猜错，他们背后应该有一个偷渡团伙。”
    “我也是这么分析的。”
    韩博点点头，凝重地说：“偷渡肯定不对，但他们终究是为了改变现状，想出来多赚点钱，在南非的华人尤其闽籍有很多是偷渡过来的，漂洋过海来打拼很不容易。关键收他们的钱，组织他们过来的蛇头太不负责任。帮他们篡改别人的护照，做假的南非签字，而这些在移民局监狱里的人为支付偷渡费用，很可能在国内欠下一屁股债，赚不到钱就这么被遣返回去，不是把人家往死路上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