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登基之后，对毛文龙猜疑日重，毛文龙既不得志于朝廷，抗金斗争又不能有为，为求自固之计，他又开始与后金进行议和、洽降的活动。
    其实，早在天启四年七月，努尔哈齐就“咨文移龙求和”，又派李永芳寄札毛文龙称“将龙在辽族属未遭诛戮者尽行优待，诱龙同叛，中分土地”。
    毛文龙“连奴酋来使暨李永芳恶札星夜差官缄封，护送进呈”，熹宗以其“不行反间，升秩赏赉，兹从优再加左都督，仍赏大红蟒衣一袭，银五十两”。（《明熹宗实录》卷48）
    天启五年二月初一日，努尔哈齐遣刘维国、金盛晋致书毛文龙，信中挑拨毛文龙与明廷和朝鲜的关系，劝其攻打朝鲜义州，又招降毛文龙
    “我之意，以尔取朝鲜之义州城，与我相倚而居，则朝鲜岂敢犯尔？尔驻义州之后，朝鲜若降则罢，若不降，则来借用我兵。尔若如此与我相倚，迫使朝鲜投降，则尔之前途无量矣。
    尔既得罪于尔帝，已不能回明，而朝鲜又不容尔，我能置尔於不顾乎？尔向何处？倘若尔因派遣奸细收纳逃人，而恐我责备于尔，各为其主效力，岂有复存恶念之理乎？尔若降我，岂不亦如此效力于我乎？”
    等信函已到毛文龙处，努尔哈齐又假拟汉官投递毛文龙的信函，信中称愿与毛文龙里应外合
    “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其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老爷若以我等不得已而降之，被强迫而生之，怜悯于我等，则望亲书保文或答付寄来。我等若有可能，即夺一城池而居之；若不能则登千山。乞老爷务将所思缮文训示，并速交来人赍回，迟久恐被发觉。”（《满文老档·太祖朝》）
    努尔哈齐的设间不过是埋伏诱奸毛文龙的手段罢了。毛文龙一度信以为真，派兵北上。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8仁祖三年三月己巳载，“毛都督以为贼将李永芳到凤凰城求和，遣参将、游击时可达、杜贵等七将，领六千兵，发向义州。或云都督之诡言矣”。
    乙亥载，义州府尹李竞驰启曰“督府十将句催船只，若将渡江者，然而终不渡江，还向蛇浦”。
    可见，毛文龙最后发现事有蹊跷，并没有上努尔哈齐的当。
    该年十二月，努尔哈齐又授意李永芳等差人往三山岛诱降毛文龙。使臣初五日至，二十八日始回。
    据登抚武之望称“毛帅深讳之，千方百计以图遮饰”。
    后来，毛文龙将来使“分尸游示”。（《明熹宗实录》卷71）
    天启六年五月鞍山诸役，东江精锐损失惨重。
    二十，努尔哈齐乘机诱降毛文龙
    “闻尔毛将军谓我为何杀人，若不杀人，谁不愿降。
    辽东、广宁之人原系朱氏皇帝之民也，因天授与我，故我以国增、兵增、钱粮增而悦之。自旅顺口以北至开原，自镇江以下至广宁，皆养育之。
    然欲养而不从，竟杀我所任之官、所遣之使，奸细往来，叛逃而去。对此岂能不杀，而平白释放以遣之乎？我之所杀者，理也。由我处逃出，愿结尔而前往之人，尔收容后，不加豢养，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之被杀者，乃尔所杀，非理也
    ……毛将军，我曾以为尔乃明智之人，今尔不知天时，是愚味也。明运已终，劫数未尽，无处不杀汉人。安邦彦将山阴、安南、贵州、四川、广西、云南、曹县、滕县等处，所杀者尚少乎？实乃明灭之时也。天之所灭，尔能救焉
    ……毛将军，无论尔如何为君效力，然尔国亡时已至，君臣昏聩，反致殃祸于尔，何益有哉？
    明国已亡定矣！
    各处刀兵纷起，丙辰年大风，都城内各殿之树连根折断，牌楼石柱亦被摧毁。戊午、己未两年，都城内河中流血，此皆非天示灭亡之兆，使之知儆乎？天时古鉴，将军何以不知？望尔深思。时机失尽，悔之何及？
    佟驸马、刘副将皆只身逃来，李驸马及辽东、广宁之官员，皆获于阵前。彼等皆被擢用养育，尔不知乎？尔若诚能向我，则待尔优于彼等”（《满文老档·太祖朝》）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3仁祖四年闰六月甲寅记载，毛文龙“出示奴贼所送牌文，招入持来假鞑，往复问答，而门禁极严，无从听闻”。
    一番思虑之后，毛文龙差二人答书努尔哈齐，信函史籍不载，但中有议和之意。
    闰月二十日，努尔哈齐遣回毛文龙使臣，并复书拒绝与毛文龙议和
    “此战乃我兴之乎？实尔明万历帝肇之也。今明帝如愿担承兴兵之过而议和，并遣大员持盖御玺之书，经山海关前来，则可与之相议耳。岂可与尔看守南逃之人议之？”（《满文老档·太祖朝》）
    七月，使臣回到皮岛，毛文龙修书严斥努尔哈齐。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3仁祖四年七月己卯载，接伴使郑斗源驰启曰“都督答奴贼凶书，严辞斥之”。
    又据后来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信中称“先汗在时，我所遣诸申一名，汉人两名，均被杀”，毛文龙使臣被杀应是此事，因为《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中没有使臣回岛的记载。
    《明熹宗实录》卷74天启六年七月丙子载，“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李嵩塘报奴酋致毛文龙谩书，请申饬边吏，整兵以待”。
    可见，毛文龙又将努尔哈齐的招降书上呈明朝。
    通过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努尔哈齐几次招降毛文龙基本上是被毛文龙严词拒绝的，毛文龙屡屡将后金招降书所谓“谩书”上呈明廷，又处死后金使者。
    天启六年夏，廷臣对牵制的质疑和鞍山役的失败曾经让毛文龙抗金的决心有所削弱，一度耍手段派使臣前往后金议和，以致在鲜的明朝将领传言毛文龙欲投降后金，而朝鲜的边臣也因与毛文龙不和，屡屡声称毛文龙欲谋叛，这是朝鲜君臣怀疑毛文龙谋叛的原因所在。
    但是后来冷静一想，毛文龙有所悔悟，还是坚定了抗金的决心，并坚拒努尔哈齐的招降。
    当时毛文龙与魏忠贤深相交结，在朝廷上有恃无恐，熹宗又屡降隆恩，毛文龙感戴皇恩，在与明廷关系融洽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叛降之理。
    而且，当时敌后战场的抗金斗争还属有为之时，希图建功立业，成为一时名将的毛文龙，又怎么可能投降后金？
    更何况，投降后金也不一定能给他带來更多的利益，如鲜臣张晚所说“臣意彼无速发之理。虏虽强请，毛不速发矣。毛将在此，则享公侯之乐，投奴则为一俘虏，必不及李永芳矣。如贼亦必知文龙之军不可用，岂汲汲于文龙乎？只虑在此，则或为后患，故毛若投降，想必受之，而必不优待矣”。（《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4）
    所以，认为毛文龙“坚拒诱降”的说法是有说服力的，而因为毛文龙与后金有往来就认为他此时“已经接受了后金的招降活动”的说法证据是不充分的。
    再看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往來。
    毛文龙再次与后金往来源于王子登的投岛。
    王子登本为辽东监督炼铁的卫官，天启元年努尔哈齐占据辽东，王子登投降，授官石城备御。
    天启三年三月，因擒获毛文龙奸细，授游击。
    四月，因斩毛文龙奸细和剿杀逃人，升为参将。
    其后，王子登又升至副将。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称天启三年三月李永芳、杨于渭、王子登、刘爱塔向毛文龙“遣使请降，乞免死金牌、袍缎等项，毛将军一一给之去”，又说“四人中惟刘爱塔实心归降”，可见王子登当时是游离于明金之间的两面派，一方面与毛文龙秘密联系，另一方面又将毛文龙差人绑献。
    王子登投岛事，《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7仁祖五年十一月乙丑载，铁山府使安景深驰启曰“辽东人王志登，以奴贼游击巡海至鹿岛，为都督军兵所围，自言归顺，与真二名出来，都督相见甚喜。”王志登即王子登。
    据王子登给皇太极的信中则称“于九月二十一日起行，二十九抵皮岛。”（《满文老档·太宗朝》）
    可见王子登的投岛应该是被围后的顺势自保，并没有与毛文龙有事前的联系。
    此外，王子登也并不是后金派往毛文龙处的奸细，因为王子登自称“弃子而逃”，后来天聪六年，后金参将宁完我在给皇太极上疏中也称王子登是“自我国逃去者”。
    毛文龙见到王子登甚喜，极为厚待，据王子登自称“毛都督以绸锻、银牌、衣帽赏之，并即奏于明帝，封以总兵官之职，朝夕共同议事”。
    当时，明廷已经经历新皇的更替，毛文龙的同伙魏忠贤和阉党逐渐失势，为求自固，毛文龙想出了诱骗后金要人之计，藉以向新帝邀功。
    天启七年十月，毛文龙写信遣游击金首举往送，王子登作为议和的中介人，也派家人二人持密书同来，于十一月十三从威宁营入境，欲与后金谋和。
    但是两个月过去，未见后金有任何回音。
    毛文龙认为是“谅汗守边之人，贪其所携金、缎、马、骡，匿而不报耳”，王子登也说“不知守边诸申，欲得其衣物、马、骤而杀之，抑为汗与诸贝勒挽留议事”。
    其实是皇太极担心毛文龙有诈，而将来使斩杀。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三月壬午载，后金使臣称“毛帅年前委差汉人言于我国曰‘新天子即位以来，有意于和亲云’，而我国不信其言，抑恐毛帅有他谋，斩其人而不纳”。
    皇太极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崇祯即位初反对和议的态度是坚定的，天启七年十月皇太极以蒙古敖汉部的名义致书明朝约和两国，但是始终没有回音。
    而毛文龙天启年间又是坚拒议和和诱降的，此时突然主动提出议和显然是必有诡计。
    崇祯元年正月，毛文龙见使臣久不返，再次致书皇太极。
    信中迎合后金之意将辽东战争的责任归于明朝，又称愿意主持两国议和事宜，请皇太极派人相商
    “昔袁都堂请和一事，因群臣齐相争议，故此事迄未定论。海外地方，俱令我辖。倘我奏请，帝必纳之。然我之谋，异于他人，我断不似伊等贻误两国大事
    ……今特遣人往询先遣人之信及讲和之事宜是否有成。乞汗亲遣可使之人来皮岛，我与彼面陈所欲之事。凡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杀来使。
    愿汗熟虑之，以求安全之计。如此，则生民之幸也。况我帝已崩，行帝亦已归天为神，何不罢兵休战，以求封赏，安享太平之福耶？”（《满文老档·太宗朝》）
    同时王子登来书极称毛文龙议和的诚意，且中更有不可告人的机密之事，建议皇太极不要错过时机，遣人前来商洽
    “毛都督曰‘彼其愚也。倘与我和为一家，凡事与我商议之，则我自有大主意。一旦与我和好，或战或守或和，富贵封侯，有何难哉！彼唯图河西，以我金石之言为虚，不知西地文武官员众多，一员主战，一员主守，一员主和，议论纷纷，迄无一定，谁敢承办其事？今我掌权，独断独行，其所奏之言，均可施行。如此则大事岂有不成乎？’复有未尽之言。
    我王子登以为不善，故未具书内。此言俱出自毛都督之口，王子登闻之，不胜欣喜。倘有诳诈，天诛地灭。急以其言告于汗。汗若嘉许王子登之愚言，则速遣通晓汉语亲信之人，与去者同往皮岛，王子登再以密事相告。
    至于岛内虚实，洞若观火。即便力一有失实，谅亦无妨。我王子登详思之，此事若传至来往下人之口，恐有不慎；欲书于纸，又恐被泄。事若王子登泄漏，则将生命不保矣；思欲亲来，而毛都督畏惧不遣。
    汗若遣大人至岛为质，王子登得还焉。至即以非常之事陈于汗，若称心则举之；若有欺班，是杀是养，唯听汗命”。（《满文老档·太宗朝》）
    思虑之后，皇太极决定以积极的态度回应毛文龙，派使臣科廓等七人赍皇太极回信，同毛文龙、王子登来使前往皮岛毛营。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三月壬午载，科廊言
    “厥后毛帅又送王姓人恳陈和好之说，前后相符，少无违端，故汗始回心，使我偕王姓人往岛得见毛帅，细听其言，如其不诬，则定与约和而还云”。
    据《乱中杂录》记载，崇祯元年三月，“毛差毛永佑以讲和事往沈阳，与胡差还向本营”，“都督送人迎接胡差，十八日向蛇浦”，“毛帅乘船到鸭江下流，要见胡人头领者，传谕鞑子领来讲和。胡差曲虎、带空乃等两胡，自蛇浦还来，王参亲自迎接于中路，极其厚待。鞑奴七名，将汗书称讲和，自安州乘船到泊岛”。
    这里的王参将应该就是王子登。而据毛文龙自称，使臣到达皮岛是在三月十一。
    三月二十日，毛文龙接见科廓等人，当时朝鲜使臣在场，毛文龙对科廓说“你既跳踉犯顺，积有年纪，今欲纳款请和，理宜听许。第受命在外，唯贼是讨俺职分。况天朝时未许和，俺决难经先处断，姑待朝廷处置可也”。
    又与科廓私下交谈，“俄而引入私室，和语良久，馈以酒肉”。
    朝鲜人得知毛文龙与后金往来，一度建议鲜王将“密通情形”告知来岛的户部官员黄中色，但是备局认为“户部为人，未知何如，而毛将情迹，亦难洞知，不可轻易为之”（《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
    所以不了了之。
    达成初步的议和协议后，科廓留在皮岛与毛文龙继续商谈定盟，随从二人与毛文龙差人二人带着毛文龙和王子登的回信先期前往沈阳汇报。
    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28仁祖六年三月庚寅载，申景瑗驰启曰‘‘即见义州驰报被掳人买卖之日，胡人之入往椴岛者与毛差二人来到，即时撤市，入往镇江。大概闻其事情，则曲胡及从胡二人留在岛中，以讲定事，先遣二人，与毛差二人，急急驰往云。”
    《乱中杂录》也载“曲虎因留椴岛，从胡二名与毛差二人往沈阳”。
    使臣来到沈阳后，汇报议和事，并面呈书信。
    毛文龙书信史籍未载，王子登的信则称
    ‘‘毛都督素知汗意，即纳我言，奏知于上。诚合其愿，则两国修好，王子登虽死，亦无憾，此非登之力，乃天意也。嗣后，汗须始终如一，勿违毛都督议和之意。凡事相议而行，何患大事不能成。”
    另一封则称
    “我向以礼貌待人，并无二心。唯以诚心待天下之人，待汗亦然先是，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我心中诸事，一一与去者阐明。相互明白之事，无需再疑之也。立候汗之回音，意又未尽。”
    四月上旬，科廓与毛文龙盟誓讲和后，率随从五人及毛文龙护从差人毛永佑，带着毛文龙的盟誓书与馈送的议和礼物，返回沈阳。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四月甲辰载，郑忠信驰启曰“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
    馈遂礼物之事，毛文龙向朝鲜人解释说是为了赎买王子登留在后金的妻儿。
    如同书卷18仁祖六年四月乙巳载，成俊耆驰启曰“都督招大秋密言曰‘二月间，虏贼抄精兵三千，往犯西勒，宁远主将预备火器，邀击于归路，大破之，生还者三十余人。且因饥馑，来此乞和，然讲和非俺自断之事。但前来王子登有子之妻，尚在虏中，渠欲买来，俺给三十匹段子、三十斤砂糖、五十斤大率，又送差人矣。汝将此意，使陪臣启闻云矣’。”
    四月十六日，科廓一行人到达沈阳。只见毛文龙的盟誓书称
    “金国之汗思欲和好，即归还旧地，誓告于天。我若怀前仇，阴谋杀害，肇起异端，则惟天鉴而诛我毛文龙。若心口不一，阳奉阴违，违俘前盟，则上天鉴之，死于非命。我等若彼此相和，且始终不渝，则鬼神眷佑，延及子孙，永享富贵也。立此誓文，传之后世。”
    来信则称所遣来使地位低下，不堪任事，其意在于让皇太极另遣要人，并强调自己的议和诚意
    “来员之言语，含糊不明，故复往问。其下员不善措敌，难陈密事，所答之言无不糊涂。又有伪善私通之语。不佞虽不才于天地间，但断不能失信于一人。
    只知诚信，不知伪善，只知忠义，不知奸邪。夫人而无信，圣人恶之。汗意既与我意拍合，请凡事商议而行。无论野战攻城，我有决心。行止得当，则万无一失。保身家以享富贵，即在今日矣。方寸之心，唯天地鬼神鉴之，王总兵官亦知之矣。”（《满文老档·太宗朝》）
    宴享之后，皇太极于二十日再派科廊带着后金的盟誓书和皇太极的回礼、回信，随同毛文龙差人毛永佑前往皮岛。二十六日，科廓、马秀才等五人到达镇江。毛文龙差人迎接使臣，科廓一行人于五月初三日入岛。
    据《乱中杂录》记载，崇祯元年四月，“毛永佑带同胡差，二十九日自沈阳出来向椴岛，毛帅乘船由镇江到麟山，马游击率军二千余名，屯麟山以待”，五月，“初四日，毛帅接见曲虎，由旱路率兵三百余名还铁山，胡差六名自麟山乘船直送椴岛，步兵三十余名渡江送千家庄”。
    又据毛文龙信自称“先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满文老档·太宗朝》）
    科廓等人入岛之后，毛文龙突然变脸，杀了马秀才，并将科廓等四人解送朝廷。
    这个突发事件使毛文龙与后金的来往顿时陷入僵局。
    后来，毛文龙向皇太极解释道“当时，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其时汗所遣使臣，未经查实，误入户部。使臣及所携礼物，尽被擒获，解往京都。不佞闻之此，遂连夜遣人赴京，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请少待数日，奋力交涉，俾还于汗”。（《满文老档·太宗朝》）
    王子登则解释说“汗止知马通事之见杀及送阔科往北京，不知其实事，皆由彼二人之过所致矣。马通事来时，于途遇六、七人逃来，不思己为前来议和，便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登山得免。及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败走之逃人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彼等言尔非途中杀我之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龙。
    毛文龙反打逃人，责问诸申地方之事，何告于我等语。遂不询问，逐出之。其人至黄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其言不善，故杀之，并将阔科送往帝京。汗乃天生豪杰，何不计此小事，不可事急而隐匿之。为箝制众人之口，不使明帝生疑，遂将阔科送往帝京，以便再行和好之事。
    谁知阔科与黄户部到北京后，告知毛文龙与汗礼上往来不断等语。科道各员闻之，俱奏书称，毛文龙欲亲敌国，设计谋叛，事已属实，至今尚未议毕等语。”
    信中所说的黄户部是指户部员外郎黄中色，当时奉命前往东江清核兵马钱粮，于四月初四日至皮岛，十二日检阅清点兵马，五月中旬回航登州。
    从时间看，黄中色停留皮岛的时间与科廓最后一次入岛的时间是有所重合的，但所谓误入户部粮船，马秀才被黄中色擒拿任意妄言故被毛文龙斩杀，黄中色与科廓进京告密毛文龙之事，这些谎言都是很低劣的，在情理上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例如使臣怎么会傻傻地误入粮船？马秀才是否因与科廊有隙故肆意妄言？
    另外，黄中色上呈明廷的奏疏是六月二十三日收到，且并未言及科廓之事，毛文龙解送科廓在五月初六日，并非与黄中色同道。科廓被毛文龙擒拿后不久，即被解送献功，并非是出现差错而从中弥缝，且并无科廓到京告密事。
    《乱中杂录》为证。该书载崇祯元年五月，“毛帅斩通事一人，囚其胡差五名，将送中朝云”，又有毛姓将领对鲜人密言毛文龙指责科廓“尔若讲和，则汉人之拘虏者亦且刷还，至于走回者锁项而来，讲和之道，果如是乎”，该将领又说“老爷已令拿往椴岛，更做好意，放还与否，不得自料”。
    显然，毛文龙与王子登的话都是狡辩，这种低劣的哄骗伎俩怎么能瞒过皇太极？
    早在三月十三日，后金议和使臣到来不过两天，毛文龙及时发塘“本月十一日，有降奴马秀才，同四王子管家牛鹿等六名，持貂皮十四张，求款文书一封到卑职，声说我达子家小重大，往西实忧马法捣后，几番眼见得兵马害我，急忙追赶，又不知藏在那个山湾岭角。今特来求马法，听凭分付”。（《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三月十三日塘报》）
    四月二十八日，毛文龙得知科廓等人前来镇江，又发塘称“职即将计就计，随差马秀才回去，要大海及奴子合干等来说，方信真情。大海乃奴得力中军，行兵作事，无不出其调度。职意得此大海，断送奴贼一臂。奴亦不肯放来，仍差马秀才送职貂皮、玄狐皮、囤子各一件，人参十斤，大白马二匹，金鞍二副，求职听允等情”。（《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塘报》）
    五月初一日，毛文龙发塘“又据复州参将刘可绅报称‘汗王并八家达子，说称毛都督肯与我和，虽难凭信，今且要修路盖房，去迎他看’等因。卑职看据节报情形相同，初许讲和，放还来达，诱彼要人。奴亦怀疑，仍遣四达东来，卑职已绑押上船解京讫。奴子尚未知的耗，修路盖房，迎接卑职，是假意实做”。（《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五月初一日塘报》）
    五月初六日，毛文龙决定俘解金使，并上奏
    “新奴子有合于者，又有都堂大海者，俱素通文义，智勇双绝，奴倚为腹心。臣思姑与议款而诱其来，随遣马秀才等还。臣于是时望大海来，孰知奴亦重疑臣计，第仍遣马秀才等五人来谆谅密语，且钻刀立誓，而复馈臣以鞍马参貂等物，愿以来使为质，俟事成放还。夫奴最狂逆，而一求款于臣，此奴之巧，而臣固已窥之深矣！
    因借其愚臣者还以愚彼，而率不能售，是奴之不肯顷刻忘臣，犹臣之不肯顷刻忘奴，一着输赢，间不容发……其来词固多卑顺，然其狂悖处大不堪闻，臣安敢冒昧进呈御览。第恐无据，谨将其求款原文投递辅臣，应否呈览，辅臣当自有酌量也。
    其马秀才，在奴中杀掠辽民甚众，岛中人民见者，靡不切齿，甫就缚出辖门，而众已寸彎其肉矣。今止将夷目可可孤山一名，牛鹿三名，俘解至阙。其馈臣物件，除白马二匹，功赏官丁外，有嵌金马鞍二副，玄狐、岛貂、囤子各一件，人参十斤，并前貂皮十四张，逐一解进御前，仰祈陈俘告庙，用昭国法。臣非敢侈以为功也”。（《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
    通过对毛文龙塘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崇祯元年春夏毛文龙与皇太极的议和往来，其实不过是毛文龙的诱骗之计罢了。
    如果毛文龙此时真的蓄意叛降，是因为被黄中色发觉才不得不解送金使以消除明廷怀疑，那么如何解释毛文龙屡屡将议和之事及时地上奏明廷呢？
    应该说，毛文龙采取诱和这样的手段是有其目的的。
    新皇即位，阉党失势，弹章累累，毛文龙迫切地需要立功來巩固自己的地位。
    但是此时的敌后战场已经完全被后金所压制，袭扰不成，招纳辽民不成，毛文龙根本无法在战斗中立下殊勋，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觅得功劳。
    毛文龙知道后金有意议和，决定以此设计，主动向后金投以和好的橄榄枝，诱骗后金国内的重要人物来岛议和，一边向朝廷汇报后金慑威求款，证明自己是“敌国之所畏”，“奴于毛帅已极恭谨”，即后金千方百计拉拢的对象，一边将来使绑献朝廷，宣扬自己的设计愚敌之功，并表明自己“不肯顷刻忘奴”。（《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五月初一塘报》）
    毛文龙的这个一石二鸟之计，其实质就是一种自重自固之术，一方面宣示自己举足轻重的抗金地位，潜台词是希望朝廷重视自己，否则将有倒戈之事，另一方面，藉以回击朝廷上的反对者。
    为了防止叛降的辽人马秀才（辽人通汉语）被解后向明廷拆穿他的谎言，就以民怨为由斩杀马秀才。为了证明自己绝非说诳，又将后金求款书信上呈，并俘解后金使臣，进献议和馈礼。
    不料，毛文龙的这一伎俩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明廷反倒认为这是藉敌自重的要挟。
    由于崇祯元年八月擅自拥兵入登莱，引起轩然大波，朝廷上弹劾毛文龙罪状的章奏越来越猛烈，毛文龙与明廷的关系趋于恶化。失去了朝廷的支持，毛文龙不得不想办法为自己预留后路，以保住、扩大这十年来既得的富贵荣华。
    科廓逾期不返，皇太极遣人来鸭绿江边询问消息。
    据《乱中杂录》记载，五月二十日，“胡人二十余骑来到中江，呼人甚急，即令通事崔莫同往问起由，则出给汗书、使臣修启，仍留待江边”，“胡将各投老世略问曲虎消息，答以前月二十五日过去后，再未闻知云，则唯唯而止”。
    毛文龙一边绑献后金使臣，一边又怕皇太极起猜疑，遣人致信声称议和事遭到黄中色怀疑本欲于五月十六日遣还使臣三人，但是登州又将派道臣来岛，故暂停发使
    “五月十六日，遣其旧人三名，由海至镇江，复携礼物两驮，运至沈阳。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下属官员、承差及亲戚、僚友等，又来至皮岛等语。因未知确信，我遂断然制止，未纳下人谎言。我与尔同谋起此事，惟恐失信，故匆忙遣人答覆”。（《满文老档·太宗朝》）
    过段时间，科廓被囚献之事传闻于后金。
    皇太极对毛文龙这种诱骗一二使臣的下三滥伎俩非常愤怒，双方矛盾逐渐激化。
    崇祯元年八月，后金兵因为使臣仲男滞期不返，后金兵到中江越边，投递皇太极国书，要求朝鲜借船于后金，以便攻取东江诸岛。可见，此时双方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
    但是，该年九月，毛文龙又遣使臣都司苏万良前往后金议和。
    据《承政院日记》仁祖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载，“平安监司书目，铁山报，都督标下都司苏万良去九月，持都督书，十月十七円，得达沈阳，持汗书回书出来事”，又载“铁山府使书目，苏万良率家丁十七名，金人三名，女人一名，持金国汗书，由昌城之路出来，本月初九日子时，到本府事”。
    《乱中杂录》则载“义州报。毛营都司苏万良，率家丁十七名，金人三名，女人一名，持金汗书由昌城出来，问其事情，则与都司金成贤、刘万仁等兵丁三十二名，去九月持都督书，十月十七日到沈阳”。
    十八日，皇太极召见毛文龙遣使，使臣呈上毛文龙书信。
    《满文老档·太宗朝》载毛文龙来书，该信未有写作时间，但据信中遣人入京庇护科廓的说法，则信当作于崇祯元年八月或九月
    因为据《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壬午载，“东江总兵毛文龙送大清议款使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四人至京”，即七月二十三日事。
    信中又称有女真平民八人逃来岛中，据《乱中杂录》记载，崇祯元年六月，“平监书目。真鞑二名，胡女四名，假鞑一名，唐差一名，押领入椴岛”，应指此事。
    故可判断苏万良所持书信应即该书，信中解释科廓被执之故，又提出愿意与皇太极两路出兵，一同攻明
    “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来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之。”（《满文老档·太宗朝》）
    皇太极对使臣说“前去信使曲虎等四人，何至今不送？杀马通事官何也？”
    刘万仁答“海途险远，那边陆路万余里，还来迅速未能详知。杀译事，信使出去时，杀汉四十余，枉害人物，罪在通官，故杀之”。
    皇太极扣留金成贤等十六名作为人质，让苏万良等人带着回信返回皮岛。
    该信载于《史料丛刊初编》，中云
    “前者将军差官执书言‘山海官多，和事无敢担承，我是奉命海外，便宜行事，奏本一上，和事易成。我亦欲罢兵，共享太平’。即差人去，不意竟不发回原人，一似势力所得。复另差人持书，又是别话，何也？
    若事不成，或攻山海、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人不食言，是乃真德行。势力所得，是乃真英雄。若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
    收到皇太极这充满质疑的回信后，十一月中旬毛文龙又作答书，派守备柳得带往。
    据《承政院日记》仁祖六年十一月二十一円载，“平安监司书目，铁山报，守备柳得率家丁十六名，真鞑一名，十五日过本府向昌城事”，“铁山府使书目，柳得持金书回答，由昌城渡江。入往沈阳事。”
    此外，《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十一月丁丑载，“都督毛文龙遣使通书于奴贼”。
    同卷十二月丁亥载“是时，毛、胡两差称以修好，由昌城往来沈阳者相望于道。有义兵将智得男家在剑山下，真鞑二人与毛差偕往其家。得男问其由于毛差，答云‘虏中或以为更欲东抢，或以为既与相好，今又与毛将媾和，何必再犯？’汗书既至于毛将，故毛将答以‘汗既与朝鲜相好，又复与我媾和，我何必难之？将奏闻皇朝。但今已冬深，待汗军还巢，辽民各寻旧居，不亦善乎？’得男以此告于平安兵使尹璁，璁乃驰启曰“近观毛营举措，未知前头有何事也云”。
    《乱中杂录》则记载“二十日，守陴及唐人二十名出自椴岛，还向沈阳。目见真鞑去时悬鹤百结，今来并着裘帛，因问往来情形，答曰‘汗书与毛将军请和之意，答书之意，汗既与朝鲜相和，今又与我请和，我将奏知皇朝，得实回答。但今已冬深，各寻其地似难矣。汗如真请和好，则待春暖，汗军卷还本巢，辽地永矿，辽人尽还旧基，然后我当以此意奏知皇上矣。汗之实情，回答审详云云。厚待来鞑，各给新件裘帛衣裳，且与物货，偕带俺等，复送沈阳云’”。
    毛文龙既厚待来使，又供应物货，其讨好皇太极之意不言自明。
    但是所派使臣却谎称，皇太极有意讲和，毛文龙提出讲和的条件是后金要归还辽东。
    据《续杂录》记载，崇祯元年十二月，朝鲜译官李贤男问毛文龙“近日奴中信使络绎，缘何事乎”，毛文龙的回答是‘‘刘海妻子率来事往来”。
    毛文龙及其使臣这种低劣的慌言当然骗不了朝鲜人，故朝鲜人认为“近察毛营事状，极其测，未知前头有何举措。称以和事，往事網缪，只听渠等孟浪之说，诚未得其实状”，也就是说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朝鲜人的怀疑是很正确的，毛文龙在信中示科廓被执不关己事，愿意与皇太极共谋携手攻明的大事，请求遣人前来密商
    “毛文龙再拜致书，至于前遣官赍书议和一事，我曾有言，自今始议，我皆一一承认，凡事我皆承当等语。我与尔彼此能罢兵休战，共享太平，则我心中不胜喜悦。
    曾想送还阔科，即与汗及诸贝勒议定大事。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來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
    今将阔科未能送还，空口无凭，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一片诚心美意，反成无信义者，此怨无处可诉。我之心意，本欲与汗及诸贝勒共图大事，今又见疑，岂非天之罚耶？圣汗与诸贝勒转战四方，欲何时可成大事乎？皆尔等胸无计谋故耳。
    我与汗及诸贝勒共议国家大事，则同享幸福，名垂万世。但不知汗与诸贝勒信否？倘纳我言，这遣人密商，此言无稍虚伪。若谓诱骗，骗其四五人何为？我二人毋相疑。好汉作事，向与常人异，大事成之后方见善心。书不尽言。”（《满文老档·太宗朝》）
    皇太极的回信史籍无载。
    但据《承政院日记》仁祖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载，铁山府目报“都督差人一名，胡人一名，往向胡地事”。
    可见十二月时毛文龙又有遣使答书。
    但是不管毛文龙如何以协力攻明的美好前景来吸引皇太极，皇太极对毛文龙的猜疑之心始终存在。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十二月壬辰载，后金使臣英俄尔仿出使朝鲜，与朝鲜人朴璇密语“前者三侍郎问及与毛将相通之事，而来时不禀于汗，而卒然问之。我国法令甚严，两差在座，不敢以实对矣。贵国既以诚信相待，何敢有隐？与毛相通，果有之，而非如与贵国以信相和，彼欲战我，我欲战彼”。
    由此可见其猜忌之深，皇太极又派兵袭杀蛇浦屯种的毛兵。
    此役毛文龙发塘称“大清遣兵至铁山，索刘爱塔兄弟及王得库等”。
    为了此事，崇祯二年三月，毛文龙致书皇太极以示抗议
    “阅汗来书，甚感不解。其骄恣失信，俾人生疑之处，我岂能不知乎？况议和之事，乃两国所愿，于两地有益之事，尔若不愿，则亦已耳！何以大言欺我？事成之前，尚且如此。一入陷讲之中，岂能以礼待我耶？
    来书云‘若送还诸申，可以往来，否则不再往来’等语。尔言误矣！我与刘德库初议时曾言‘我两国之事若能成，不仅送还诸申，连我亦无处可去’等语。今议和之事未成前，便欲强行索取诸申，安能确立相和之诚心？至阔科一事，我固然有错，然在彼处，尔之过失亦不少也。
    先汗在时，我所遣诸申一名，汉人两名，均被杀。其后，尔三次遣使欲和。使臣至江之后，又杀我哨卒近百人。一面议和好密事，一面频攻铁山，屡行欺诈，反复无常。贤人未有似此特力妄行者，良可惊也。
    我虽庸才寡术，然居心纯正，毫无诳诈之心念，背天理之行。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何惜此数诸申人。唯若送还于尔，何以掩我地民人之耳目耶？
    《论语》载‘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不曾闻之乎？本欲遣人观察尔愿和与否之情形，若不愿和，则各思深远之计。今阅来书，人之从善从恶，唯在于天，不在于人也。
    惜哉，先前致书所提之事，未有一次相报，而以巧言相欺，是必欲与我为敌也，诚然如此，我亦闻之尔处之事，又何惧哉！今我同尔说千道万，无一用巧威胁之词。今尔因一阔科而疑我，何其无智乃尔！
    为此一人徒劳往返，实无济于事。倘能与我同心创建万代不朽之业，何如？今我听命于尔，然尔不肯，设尔进退维谷，听命于我，我岂肯乎？宜熟计之也。尔若以我言为是，即下决心，明白赐书，从速遣之，观尔如何行事，我再答复。
    否则尽杀所遣之人，方足汗嗜杀之心乎？我前着致书云之，‘以后再不可差大人来，南官及南人在皮岛，有事暗暗差人，渐渐说明，可做即做’等语。前者俱已讲明完结之事，抑又何疑？汗仍遗书，言不明确，甚是疑惑，故我复遣人往”。（《满文老档·太宗朝》）
    同时王子登来书则为毛文龙解送科廓事作辩护，声明愿意与投岛不久的刘兴祚一道为皇太极办事，希望皇太极遣人致书前来商议
    “汗若欲成大事，近期速遣人致书前来，渐渐熟悉谦让，能与毛文龙同为一家，则孰非尔所有，况去使及逃来诸申乎……去岁七月，毛都督闻文官之言，有慊于心，欲往登北岸。
    不料内有一人与毛都督面议我先执镇江地方佟游击解送，今执牛录额真阔科解送朝廷，又未能仰副汗意，即忽然前往，岂容进耶？
    毛都督曰‘所言良是，我将遣人往观汗意如何’，遂遣人往之。
    孰料前往之人被羁留。汗未思之乎？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乃北京之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之大事乎？副将之所以竭力尽言者，盖念先汗宥思恤养之深恩也。
    今虽遁走，而汗不使副将之户口离散。将阔科解送朝廷，反将副将之妻子，待以不死而生养之，种种深恩，何日得报。故舍身为汗，不避生死，而竭力勉为。唯天鉴之。
    又去岁八月，刘副将来岛告称‘汗及诸贝勒待我不善，不问事之真伪，即行绑架，心中稍存怨恨’等语。
    十月，刘副将之诸弟至岛告称，汗与诸贝勒以礼待之等语。如今刘副将喜极，毛总爷心亦喜悦，升刘副将为外八营副将。汗复遗副将书中，可令刘副将“尔在彼为我做事”。
    乞请于汗，多道善言。可妥缝去人衣内，以寄于我，我密交于彼，共同作事，复得一臂之力也。汗若怀疑副将，公遣人又怕有事，则可暗地遣人来，副将此言之虚实即可知也。汗若错过此机，则千载难逢矣”。（《满文老档·太宗朝》）
    使臣差去不久，毛文龙又遣俘虎的后金士兵十头库带着示好的礼物以致书皇太极
    “不佞近与足下通此大事，已经三次，今见来文，甚是的切，又且诚信，不佞暗暗喜跃，以为我两家事必成矣。岂知你奸计百出，一面与我讲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似此颠倒反复，良心何在？天理何在？休说负天之盟，即常言亦不为，故不待详审，可知先番背盟之事，罪固不在我也。
    第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信字要紧，人而无信，不其虽生犹死乎？况拏去的人，不过是我沙汰下不成才的光棍，没行影的花子，安插北岸，就柴薪之辈，在得之者有何益？失之者有何损？况我这边人，原是你那边走来的，今你抢去，是你自己抢了自己的去，与我大关系处有何碍窒耶？
    我自思自悔，当初原不该与你通这个机密，你到底是达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那知远之大妙。激想此事，屡做屡败，非我与你德不深，诚不至之谓也。
    实我与你缘薄分浅，无大福以享受耳。亦天也，命也，奈何，奈何？
    不佞正嗟叹间，忽解到不言兔牛录真夷一名，名十头库。口称‘我等非抢你人民来也，听说刘爱塔弟兄在铁山，我等星夜来抢拏他来了’。你若是真要他弟兄们，待你我事说成之后，我送与你，去不得么？为何动兵来，又起我两家猜疑。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何况他弟兄乎？
    你既是一国之君，非同小可，何其气量偏浅而无容忍之甚也。你漫说我信不如你，不知我原意真无妄。
    你思想了看，我若不是实心拏着这个大事与你往来，为着何意？还是哄你城池来不成？还是哄你王子來不成？把可可事，且当做我哄的罢么？未有一遭你受哄，而再遭又受哄乎？设如斯而不揣摸，我终不能剖白矣。
    倘若翻然惺悟，顿改昔非。莫若汗王与四大王，对去人含刀暗盟，或令一心腹汉人来，验我真假，或心服西夷亦可，勿令金人复来，外一不测差错，你又道我是个谎了。
    事如依议不谬，再有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其中主意，不可不思。
    外一切所以事，俱不敢明道，先去的刘得库口内是实。再恳谨之慎之，勿致半途而废，何如？差去十头库，还叫同我的人回来说话”。
    通过对来往书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崇祯元年冬至崇祯二年春，毛文龙背着明廷与后金往来，当时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议和息兵，而是联手攻明的问题。
    由于科廓被执之事，皇太极对毛文龙欺诈的伎俩猜忌很深，虽然毛文龙屡屡狡辩科廓被执之故，声称自己是如何如何有信义之人，但是皇太极明白对于毛文龙这种背信弃义之徒，他所说的话绝对不可轻信。
    所以，尽管毛文龙屡屡声明欲与皇太极共谋大事、携手灭明，可是皇太极始终坚持毛文龙遣还逃入皮岛的女真平民，并要求其率部登北岸来降，否则不论毛文龙遣几次使臣，都要将他们通通格杀。
    皇太极的意图就是要求毛文龙归降，而不是任其成为与自己分庭礼抗的独立势力。
    而骄恣悼傲的毛文龙，已经自成势力，割据一方，他绝对不肯轻易屈为人臣，受人节制。
    他曾对朝鲜译官张礼忠说“胡贼欲以渠为刘豫”，言下之意是根本不屑当刘豫。
    他与皇太极来往目的是借助后金的力量来保存自己的势力，在与明廷关系恶化的情况下预谋后路，所以他认为皇太极的要求太过，既不愿意遣回女真平民，也不愿率部登岸而降。
    正如鲜臣郑忠信所说，“毛将之与虎相通，为后日地者，果似分明”，又说“毛将之心，凡三变，魏忠贤当权时，自结忠贤，及新皇帝即位，欲为自全之计，潜通于虑”。
    说毛文龙的做法是“为保全自己的势力与后金联手，利用其军事力量，企图摧毁敌对势力”，是极为精当的。
    在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书信中，毛文龙的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表现得淋璃尽致。
    他一边遣使欲与皇太极合作，一边却在信中称皇太极“胸无计谋”、“何其无智乃尔”、“是必欲与我为敌也，诚然如此，我亦闻之尔处之事，又何惧哉”，“你到底是达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你既是一国之君，非同小可，何其气量偏浅而无容忍之甚也”，“事如依议不谬，再有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
    毛文龙的信中弥漫悖傲、轻蔑、谩骂的语气，这哪有蓄意归降的形迹？
    无怪乎孟森说“其词气据傲，绝不似投降口吻……当是互相玩弄，非有意于归降也”。
    皇太极也觉得毛文龙其人“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也就是说，当时皇太极本人也不认为毛文龙会轻易归降。就是在崇祯二年四月，毛文龙仍然在向明廷汇报自己的愚敌之能
    “解据远哨拨夜带回来乡胡四等口称系敌孤山名下跟役，在营内听得敌说‘屡次有书差人送与毛都督请和，虽有书回我，俱是哄我，及差人送礼讲起，又不依。反将我人解送赴京。又将我心腹刘爱塔等兄弟七人收回岛去。
    爱塔杀死我人二千余名，又带我部落四百名、马四百余匹、盔甲、器械全全拐去。这样哄我，实不甘心。又屡次被他袭杀，吃了大亏。我们今好乘他无粮，正好起兵，捉拿他去，好也出我们被多次哄的气”
    这样的说法其意在于欺瞒朝廷，宣示自己的重要性，所谓“据此推照，职之设镇东江也，实扼敌之咽喉，而不得大肆其狠贪之愿，是以忘战无奈，屡次遣人持书请和于职。职亦遗书遏彼，一面坚修战备，亟图恢复”。
    毛文龙就是这样凭借东江悬居海外的特殊地位，居奇于明朝和后金之间以自重，其意图就是要保住并扩大既得的利益。
    对于毛文龙这种两面三刀、反复无常之人，他的首选是保存自己的势力，除非他与明廷的关系己经彻底破裂，否则他绝不会轻易归降后金。
    即使到了毛文龙与后金频繁接触的崇祯二年春，朝鲜人仍称“天下事虽不可预度，而似无朝夕必叛之形。既据岛中，得专通货，安享富贵，拟于王者。彼若来侵我国，则实出于失计，岂肯为之乎”，又说“毛之本心只在富贵，据守岛中，似无他虑矣”。
    此后，崇祯二年二月，皇太极派兵袭杀蛇浦下陆屯种的毛兵、辽民，毛文龙与皇太极的矛盾又有所加深，这使得本来处于讨价还价的商洽事濒临流产，可以说当时叛降的条件是明显不成熟的。
    如果毛文龙没被袁崇焕斩杀，可以预想他这种游离于明金之间的做法仍然会继续下去。
    袁崇焕对毛文龙与后金的往来早有所知，斩帅后他移咨鲜王，称毛文龙“要挟无己，居奇货于东奴”，这短短的十个字可以说极为贴切地点出了毛文龙勾结后金的本质。
    毛文龙另立门户，或者叛降后金之事，并没有成为事实，而且来往之际又多有欺诈和玩弄手段的成分。
    说毛文龙蓄意投降后金是缺乏充分根据的，毛文龙与皇太极的书信并不一定就是谋叛的铁证。
    不过毛文龙抗金的立场有所动摇，暗地里将东江军民作为谋求私利的筹码与皇太极作交易，则是客观的事实。
    这正是刘兴祚所说“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的蕴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