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晏平元年，也即石赵建平二年，春正月，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荆、湘、交、广五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汉安侯王敦，于武昌起兵，以扬威将军、豫章太守甘卓为先锋，战船二百、选士三万，沿江而下，直向建康开去。收藏本站
    王敦这是用了钱凤之谋，以刁协建议恢复诸郡僮客良人身份为契机，打算铲除刁协、刘隗，复夺江南之政。
    不过一开始筹划得好好的，命参谋沈充秘密返回吴兴老家，去煽动周氏作乱，到时候王敦好应司马睿之召，率兵进入建康城；可谁想到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颇多波折。
    首先是刁协虽然反复上奏，说江南豪门过巨，而建康几无尺寸之兵，只有释放僮客，才能够稳定财政，进而整训兵马，司马睿丹阳王、江南大都督的权威才不会凌替；但此举太过惊世骇俗，不但王导、纪瞻等人明确表示反对，就连同盟刘隗也有些举棋不定。
    最终在刘隗的劝说下，司马睿下诏，先于其所封丹阳国内点检户口，释放僮客。刁协乃与刘隈商议，说咱们一步步来，由内及外，逐渐施行此善政也无不可，但应当把吴兴国也包括在内吧。
    吴兴王司马冲，乃是司马睿的第三子，再加上其养祖母裴氏又是裴大将军的姑母，刁玄亮觉得这也是司马睿的基本盘，必须同样第一批施行释僮的善政啊。
    刘隗连连摆手，表示反对，说“吴兴王尚在幼冲，且未归藩之国，而仍养育于建康城内，则安能遥制其国，使善政得行啊？况且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周、沈两家，都在吴兴国内，倘若遽释僮客，逼其揭竿谋反，恐怕局面难以收拾……”
    刁协对此却表示“所谓‘江东之豪’，实亦江东之痈疮，若敢背反，正可趁此时机，将之割去！”
    刘隗说我也想这么办，问题是咱们手里没兵啊，拿什么去割这颗痈疮？刁协就说了“兵在江上，旦夕可至，何忧也？”刘大连当场就急了，说“刁公，于丹阳、吴兴二国释放僮客，固然不涉王氏，但王氏岂无兔死狐悲之惊啊？倘若王镇南不肯兴师来救，难道公亲将王府侍卫及健康守卒数千人，便可以抵御周、沈之强兵么？！”
    刁玄亮微微一笑，说“我倒不惧王处仲不肯应召发兵，但恐其趁机呼应周、沈，胁迫大王收回成命……”不等刘大连惊愕出声，他就又摆手说“正不必忧惧，我料王处仲虽然跋扈，未必为此。况今沈士居见在武昌，沈氏无主，岂敢轻动？而周宣季老成，曩昔便止其侄周勰谋叛，只需我等致书于他，陈说厉害，亦必无背反之事也。”
    说到这里，双眉一轩“某建议施政于吴兴，正为机会难得。倘若拖延，一旦沈士居返归吴兴，或周宣季有不讳，而继承者轻佻恣行，恐彼等与王处仲相呼应，事便难成了！”
    反复劝说，刘隗却不为所动，仍执持重之论，再加上司马睿自然也没有刁协的胆量和信心，于是最终还是仅在丹阳国内施行了释僮之政。
    刁玄亮千算万算，偏偏算漏了一点，即王敦早就想拿这事儿大做文章啦，并且沈充也已秘密潜回了吴兴老家。只是因为释僮之政并未正式波及吴兴国，故而沈充游说周氏族长、吴兴内史周札的努力就几乎泡汤。况且周札也不傻，他说士居你若身在武昌还则罢了，既归吴兴，那你们沈家干嘛不先动手啊，而要把我周家顶在前面？
    王敦、钱凤几乎是三天一封信，催促沈充——因为目前的时机再好不过了，王师方与羯赵对峙于河内，根本无暇南顾；而若这仗打完了，王师未受重挫，到时候就有可能腾出手来。一旦建康面对乱事，不向他王处仲求救，却向徐、豫请兵，而朝廷也应允了，那咱们不就白折腾这一道，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沈充无奈之下，只得跑去向周札亮明底牌，说我愿意先起兵，恳请周公你继踵于后，别使我孤掌难鸣啊。周札慨然允诺了。
    于是正旦前不久，沈充即在吴兴国内起兵，打出诛伐奸贼的旗号，声讨刁协、刘隗十二款大罪。随即周札也起而呼应，两家聚兵近万，北上直取建康。
    司马睿闻报大惊失色，急问刁协、刘隗，当如何应对才是，刁、刘二人也皆束手无策。终究这二位都是文职，从未踏足过战场，更没想到行事操切之下，竟然生乱——咱们还没向吴兴下手哪，周、沈两家怎敢便悍然起兵呢？
    刘隗建议急召王敦率兵来救建康，刁协连连摆手说不可“沈士居本为王处仲参军，则彼返乡作乱，其后得无王处仲之教唆乎？倘真如此，召江上兵来，无异于开门揖盗，万万不可啊！”
    刁协建议，派人去向徐州刺史卞壸请援——“徐方兵虽不多，终为裴大司马亲自选练，既能北破胡寇，又岂惧江南蛮貉啊？虽其不在大王治下，既然相邻，岂有坐视不救之理？”
    司马睿当时不置可否，等到刁、刘二人退出去之后，他正在扶案凝思，反复盘算，忽报王导、纪瞻、戴邈、陆玩等诸臣联袂来拜。
    拜见之后，周伯仁开口就问“吴兴乱起，建康兵寡，大王何不急召王镇南自武昌发兵来援啊？倘若迟疑，只恐贼近城矣！”
    司马睿说我正在研究这事儿——“卿等以为，是召王处仲来，还是向徐方请卞望之来，何者为宜哪？”
    王导、周顗等人对视一眼，心说什么玩意儿，去向卞壸求徐州兵来救？这么荒诞的主意一定是刁、刘二贼所献！纪瞻仗着曾经领过兵，打过仗，就先摆手，劝说道“大王误矣。大王总督江南，王镇南在大王麾下，欲其来救，片纸可也。徐方非大王所辖，卞望之即肯来援，也理当先请示朝廷，诚恐来往之间，贼已克建康矣！
    “况且王镇南见在武昌，治舟师，沿江而下，顺风顺水，数日间便可抵达建康；徐州虽近，其卒须自陆上来，道路难行，反倒迟缓——大王切勿以远近计算里程啊！”
    他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司马睿不禁捻须无语。王导不失时机地加上一句“方有北方来客，云朝廷将召卞望之入为尚书，而以阮遥集代之。”
    这就等于彻底断了向徐州请援之路了——恰逢人家换班的时候，卞壸可能正忙着收拾行李要进京呢，逮阮孚初至，情况都还没摸熟，那谁敢轻易对外用兵啊？
    司马睿无奈之下，只得下令，命王敦急率兵来援建康，剿灭吴兴叛军。同时他还请王导、周顗等人各自写信，催促王敦尽快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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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刘隗返回自家府邸，越想越是担心害怕。
    他同样觉得向徐方求援，不大靠谱，然而若命王敦东来，会不会象刁协所担心的那样，王敦与周、沈叛军暗中勾结，反倒逼迫司马睿收回前命，放弃对江南政治的刷新呢？
    正当此时，门客贺隰求见，问他今日拜谒丹阳王，有没有商定什么办法来抵御吴兴叛军哪？
    贺隰乃是贺循之子，江东的青年才俊，同时也是裴该的债主——想当初裴该北伐之前，曾经向顾、贺、纪等家子弟商借过不少的钱粮，事后仿佛没事儿人似的，再不提起……而这些家族，当然也没有胆量去向裴大司马索要了。
    不过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裴该虽然地盘儿大了，花费也更巨，暂时确实拿不出闲钱来偿还债务；而江东各家豪门倒也不在乎这点点儿钱粮，相反，利用债务使大司马常记其恩惠，反倒更为有利。
    也正因为如此，各家多头下注，乃遣纪友、贺隰等昔日与裴大司马同游覆舟山，有这么点儿交情的青年子弟，入刁协、刘隗门下——因为很明显，刘大连跟裴大司马是有联络，有勾结的。只是释僮之令一下，纪友等人就主动闪了——你刀子都动到咱们头上来了，咱还能帮你办事么？唯有贺氏，产业都在会稽，暂时还算安稳，于是贺隰继续留在刘隗府中，观望风色。
    当贺隰听刘隗说，刁协建议去请徐州军来援，当时就急了，连连顿足道“刁公误矣！徐方非丹阳大王治下，且虽近邻，步行而来，必然迟缓，如何能救建康之急啊？如此进言，反显得二公束手无策，则大王必听王茂弘等人所言，召武昌兵来——恐怕王镇南入建康之时，便是二公罹难之日！”
    刘隗双手一摊，说那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建康实在是没兵啊！
    贺隰便道“近日于丹阳释放僮客，亦已得七八千编民，可即于其中挑选青壮为兵，彼等恐怕再入私门，必肯为大王与二公死战。同时再召扬州各郡兵马来援，即不能摧破叛军，固守建康，当不为难。而大王若有这数千兵在手，即便王镇南来援，料也不敢肆意妄为了。”
    刘大连抚掌道“卿言是也，我当急往府中，向大王进言！”
    于是黑更半夜的，又再跑去丹阳王府，向司马睿献上此计。司马睿说你晚来了一步，我已然应王茂弘等人所请，召王处仲来援了……我也是没办法，因为刁玄亮的主意实在不靠谱啊。
    刘隗道“即便无奈召王镇南来，大王亦当先于释僮中选士成军，助守建康。”
    司马睿点点头“此计可行，只是——当以谁为将啊？”
    你又不是武职，从前也没管过军事，倘若派你刘大连去选卒、练兵，相信连你自己都不敢接这活儿吧？
    丹阳王府里确实找不出什么将才来了，刘隗反复思忖，最后提出来“虞承嗣可也。”
    虞承嗣就是虞胤，是司马睿亡妻虞氏之弟，他外放做过两任太守，多少有点儿领兵的经验。当然最重要的，虞胤是司马睿的姻亲，则他掌握了这支军队，肯定会稳稳站在司马睿一边，而不会倒向王氏。
    司马睿当即召来虞胤，付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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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兴叛军进至秣陵、句容之间，就不动了，并没有即刻进逼建康城——他们在等王敦呢。
    虞胤于才刚释放的僮仆、佃客中点选了三千多人，操练不过五日，他年轻气盛，竟然就领着这支兵马南下去寻找叛军主力决战，结果迎面正好撞见周札之侄周筵。
    周筵于周氏族内素号善战，所部五百，亦皆精选，谁成想战不多时，竟然不支而退——正如贺隰所说，那些从佃客、奴仆中选出来的新兵，虽然缺乏训练，却皆恨这些大族入骨，更怕一旦战败，将会复为大族之奴，再无出头之日，故而人皆奋勇，悍不惧死。幸亏周札、沈充等急忙率军来援，这才救下周筵，击退了虞胤。
    虞胤就此也认识到吴兴叛军确实能战，我军数量尚且不到敌方的四成，正面对决，难有胜算。就此缩回了建康城中，巩固王府防御——因为城墙多是篱笆扎的，根本不可能作为屏障——以待王敦东来。
    数日后，王敦大军抵达建康城外，系舟石头。他本人并未出面，只命钱凤先率五千兵马入城勤王。钱世仪进城后，首先就以卫护丹阳王为辞，接管了虞胤的部分防区，然后别遣兵马去包围刁协和刘隗的府邸……
    王导趁机和钱凤一起进谒司马睿，呈上王敦的奏书，书中将此番动乱的罪责全都推到刁、刘二人头上，说只要罢免二人，收回释僮之命，叛军便会当即星散，不足平也。司马睿见状大惊失色，忙问王导“茂弘，令兄此来，是救孤啊，还是要挟孤啊？”
    王导拱手道“释僮之命，大伤国内人心，臣此前便屡次进言，以为不可，惜乎大王不听。今止吴兴乱起，而若此令不除，恐怕江南再无宁日，虽镇南手握重兵，也怕疲于奔命，难以全定啊。
    “大王，今国家方用兵于北，我江南唯坐守可也，还当镇之以静，免为朝廷拖累。大王今听臣等，罢刁玄亮、刘大连，尚可全二人性命，不过退居散职而已；收回释僮之政，此前所释放的奴婢、佃客，尚可为大王所有。倘若迁延，使动乱更甚，怕是最终反害刁、刘性命，且使已释之僮，亦不得不复归私家了。大王三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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