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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就这辆,快点快点,要发车了。”一个方脸中年司机催促道。
    林蔓连忙上车。嗡嗡的数声闷响,车子开动了起来。车上两排双人座,坐满了人。行李竹筐布包包裹堆得到处都是。许多晚来的人都只能或站或蹲,憋屈地挤在过道里。
    “小姑娘,你一个人,这里有地方坐。”
    车头司机边上有一小块空地,上面盘坐了一个老妇。老妇身穿满是布丁的浅黄色土布衣裳,怀里抱了一个正打瞌睡流鼻涕的小男孩。她见林蔓最后一个上车,连个站处也没有,热心地唤了一声,挪动身体腾出了地方。
    “婆婆是来上海探亲?”林蔓搭话同时,挨靠着老妇坐下来。
    老妇点头:“我丈夫在上海,带小孙子给他看看。”
    林蔓感到奇怪,问老妇怎么不和丈夫同住在城里。老妇叹气,絮絮叨叨地说起了往事。
    老妇叫赵红英,夫家姓王,全名王德生。
    王德生早年参加革命,一去杳无音讯。
    赵红英独自在家抚养儿女,侍奉公婆。即使听到王德生的死讯,她也从来没有过改嫁的念头。
    解放后,王德生没死的消息从上海传来,赵红英闻讯带上儿女上门寻夫。
    见到久违的发妻,王德生没有丝毫的喜悦。他现是政府里的干部,已另有了一个妻子。妻子是文工团的文艺主干,比起皱纹满面的赵红英年轻漂亮许多。相较之下,他自然是更喜欢现在的妻子了。于是,他以两人包办婚姻属封建旧俗不作数的缘故,粗暴地打发了赵红英回去。
    “您公公婆婆呢?难道他连爸妈都不认了?”林蔓听得满心不忿,什么冲破包办婚姻牢笼啊,分明是男人喜新厌旧。
    赵红英想起委屈事,红了眼眶:“爸妈他倒是认。后来没多久,他派人来把他们接走了。我不好再在他们家待着,也只好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孩子他也不要了?”
    “怎么会不要。接爸妈走的时候,他也想连孩子一起带走,但两个儿子大了,都不认他,只有小女儿跟了去。”、
    林蔓点头:“还好您儿子孝顺。”
    赵红英欣慰地抹泪:“是啊,两个儿子现在都成家了。这不,一个已经当了爸爸,我就带了孩子来给他爷爷看。”
    说罢,赵红英从怀里掏出张黑白相片,抚着相片里的一个扎麻花辫的女孩,不舍地看了又看。林蔓明白了,老人家来上海,一定是更想探望不在身边的小女儿!
    客车中途停了几站,上车的人越来越多,挤得车厢满满登登。每回一次剧烈颠簸,车上的人都会被晃得人仰马翻。
    孙子晕车,哭闹不停。赵红英一会儿护着怀里的孙子,一会儿揽紧身侧行李,忙得焦头烂额。林蔓帮着扶住行李,让赵红英得以腾出精力哄孩子。孩子终于不吵闹了,再次睡熟了过去。
    赵红英感谢林蔓的帮忙。林蔓生怕吵醒孩子,压低了声音与赵红英说话。两人一路闲谈,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三四个钟头过去了,客车开进双枫镇。
    明亮的车窗外,尽是一片低矮房屋,街道狭窄,面黄肌瘦的行人稀稀落落,少数几辆马车沿街边驶过,车上坐着身穿蓝色薄袄的赶车人。
    在邮政储蓄所的站点前,林蔓下了车。
    “姑娘,你想去哪儿,我载你一程!”赵红英也在同站下车,林蔓帮她把行李推上了马路对面的拖拉机。开拖拉机的男人瘦长脸,操着一口乡音喊赵红英“大姑”。
    林蔓摇头,冲车上人挥手道别:“不用了,路不远,我自己去就好了。”
    轰隆隆的一声噪响,拖拉机开动了,渐行渐远。
    向路人打听了方向,林蔓出双枫镇,一路向南,走了十多里路,终于找到了红旗生产大队。
    “诶,这个人就是来调查情况的公安同志?”一个手拿锄头老人指着林蔓,问身边站的肩搭白毛巾的庄稼汉。
    庄稼汉向林蔓张望,略一思索,肯定地回道:“不可能,电话里说了,来的是个姓秦的男同志。”
    第11章 老实姑娘
    林蔓向站在路口的男人打听赵队长家所在。
    他们告诉林蔓,赵队长家就在村东头,有三间青砖瓦房,院前挂了一排玉米棒子的就是了。
    林蔓进院时,正有两个孩子蹲在井边翻花绳。
    “你就是小秋?”赵队长站在门口,一眼看见了林蔓。
    林蔓轻笑:“我是来帮小蔓取迁出证明的。”
    “她都对我说过啦!”赵队长热情地招呼林蔓进屋。
    屋里分内外间。内间房中有几个妇女在做织补活计,有的在缝补被单,有在给衣服上的窟窿打补丁。外间房里摆了张老旧杉木桌。
    赵队长示意林蔓坐在桌后。林蔓刚一落座,他就为她倒上了一杯热茶。茶里没有茶叶,尽是茶末,冒气的热水进来,满杯的熏黄。
    “小蔓要我把这个带给您。”林蔓从挎包里掏出梨膏糖,推到赵队长面前。
    “小蔓真是个热心孩子。这东西要不少钱?”赵队长接过梨膏糖,交给了屋里的一个女人。
    女人仔细地包糖进布包,塞进了床边的五斗橱。拉开抽屉,她又拿出了一个饼干盒。饼干盒里有钱,一张张皱巴巴的毛票,整整齐齐地叠着。因为说不准要拿多少钱出来,女人略有犹豫。赵队长索性拿了一张10元大票。女人不舍,但架不住家里男人做主,只得任由赵队长去充大方。
    “小蔓交代过了。这糖的钱万不能要,您帮了她大忙,糖就算作送给狗蛋的了。”林蔓笑道,坚决不收赵队长塞来的10元钱。
    狗蛋是赵队长的小儿子,现和姐姐在井边玩花绳。他患有些轻微的哮喘,梨膏糖就是赵队长特意让林蔓给他带的。
    “小蔓这孩子就是老实,怎么样,她病好些了没有?”赵队长不好意思地收回了钱后,又随之拿了纸笔出来。就着面前的杉木桌,他在纸上写起了字。
    “好些了,但还不能下床,医生让她多休息。”林蔓回答的同时,瞥眼看赵队长笔下,当见到纸上抬头是“户籍迁出证明”六个字时,心里的石头重重地落下了。
    写完了证明后,赵队长在最后一行盖上了生产队的红章,交给林蔓。
    “回去后啊,你对小蔓说下,迁入手续可要尽快办。”赵队长叮嘱道。
    林蔓点头答应,仔细地收了证明进挎包。
    她满心欢喜,距离得到正式身份可就差两步了,现在只要拿着迁出证明回上海办户口迁入,然后再等五钢厂那边调走户口去江城,一切就算大功告成。
    “赵队长,我还要去一趟小蔓家,她让我帮她收拾些东西。”林蔓起身告别。
    “那行,她家在村南面,你路上可以找人问下。”赵队长送林蔓出院。
    与赵队长在院前分别后,林蔓转身往村南面走去,碰上之前帮她指路的两个男人,她向他们礼貌地点了下头。
    两个男人步伐急促,远远地见到赵队长,还没到跟前,就迫不及待地大喊:“那个秦公安到啦,已经朝赵二家去了。”
    林蔓已经走的很远,没有听见身后人的对话。
    一路上有许多热心人给林蔓指路。提到队里的林蔓,他们无不感慨地说道,她可是个老实姑娘!
    与赵队长家的砖房不同,队里林蔓住的是土坯房。在《春田》里,林蔓写明了她家已经绝了户。亲父母是外乡人,早年饿死。村里人看她可怜,每家施一口饭给她,抚养了她长大。她倒也争气,竟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成为村里的第一个高中生。
    推门进屋,在一个老旧的橱柜里,林蔓找到了高中毕业证。这是五钢厂要求入职员工提供的材料。
    放毕业证的铁盒底下还有几张毛票。五分、一毛,一元、两元,全是小票,连张五元的大票都没有。林蔓粗略地数了数,加起来共5块8毛钱。
    “你是谁?”门口忽然传来一声质问。
    林蔓听声音耳熟,忙塞钱进口袋,走出屋子。
    赵红英站在屋外,见里面出来的是林蔓,惊讶不已:“呦,姑娘,怎么是你?”
    林蔓亦是一样的惊讶,讲明了自己是来替屋子主人拿东西后,问赵红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巧了,我家就在隔壁,快来坐坐。”赵红英不由分说地拉林蔓走向院前的红砖房。
    林蔓架不住赵红英的热情,只得跟了去。恰巧暮色降临,赵红英又留林蔓吃饭,林蔓折腾了一整天,早就饿了,于是欣然答应了赵红英的邀请。
    赵红英的儿子儿媳都在家。一听说来人是白天帮了母亲的姑娘,他们纷纷张罗起了好酒好菜。许是喧闹的声音传出了门,就连赵红英的弟弟也拖家带口地来凑热闹。来的时候,他们的手上不空,尤其是一个瘦长脸男人,也就是林蔓看见叫赵红英“大姑”的那个,手里拎了一只塘里打来的甲鱼,这算是今天桌上的主菜了。
    “这么说,小蔓在上海找到她外婆了?”饭桌上,赵红英听过了林蔓的讲述,惊讶不已。
    林蔓点头:“她照着母亲留的地址去找,没想到一去就找到了。她的外婆很疼她的母亲,自然也很疼她,讲无论如何也要把她的户口迁回上海。”
    林蔓讲的事半真半假。
    红旗生产大队的林蔓去上海确是寻亲,但找的绝不是白秀萍,而是一个早断了联系的远房亲戚。
    “难道她外婆家的人都不反对?”赵红英的大儿王卫国感到奇怪,不都说上海人现实得很,没什么亲情吗?多个人的户口进去可就多个人分房子,他们家的人怎么那么好说话?
    林蔓轻笑,摇头否认了王卫国的担心。
    赵红英的二儿子王建军推了把王卫国:“你以为谁都像王德生?”
    提到父亲,王建军直呼其名,没有丝毫的尊重。
    王卫国悻悻地抿了口酒:“哼!没良心的东西。妈,你也是,带孩子去看他干什么?”
    想起前夫的绝情,赵红英哀叹道:“他到底是你们的父亲,孩子的亲爷爷。而且,我也想看看月梅过的怎么样。”
    “姐,就别提那个丫头了,人家现在不叫王月梅,已经改叫王倩倩了。”赵红英的弟弟赵顺达愤愤地嚷嚷。
    半年前,赵顺达去上海给生产队办事,路上碰见了王月梅,她竟连招呼都不愿意打。他主动唤她名字,她一脸嫌弃,说现在改叫王倩倩了。
    回忆起这事,赵顺达直摇头,大姐这女儿算是白养了,从小到大,什么都先紧着她,可到头来,居然连大姐给取的名字都不愿意要。
    赵红英听不惯弟弟说女儿的不是,面露不悦。
    赵顺达不想惹姐姐不高兴,更何况还有外人在场,确实也不是发牢骚的场合。于是,他另起了别的话题,问林蔓能在队上待多久,买了什么时候的汽车票回去。林蔓一一地回答,当晚就会走,已经买了第二天清早的车票回上海。
    王卫国和赵顺达的媳妇在灶间忙碌。热菜一个个地端上了桌,红烧甲鱼,凉拌菠菜,炖萝卜……贫瘠的年代,但凡闻到些许油香味,人就会不自觉口舌生津。筷子七手八脚地夹下来,不多一会儿的功夫,一盘菜没了。
    孩子们在桌间疯跑玩闹,王建军的媳妇里外跑着照顾,又要注意他们不出危险,又要拦着他们扰到桌上人说话。一个没注意,剃了光头的男孩儿抢了盆里的玉米馍。刚出锅的玉米馍馍金黄松香,男孩儿迫不及待地大咬一口,烫地舌头生疼,悔地嗷嗷叫唤,引得大人们哈哈大笑。
    不知不觉间,棕漆窗棱外的天色越来越暗,藏蓝色的夜空亮起了繁星。
    “你们猜,前天我去镇上碰到谁了?”酒过三巡,赵顺达双颊泛红,眼冒亮光,忽的想起了一桩巧事。
    桌上人正吃得欢,被赵顺达一问,纷纷停下了筷子。
    赵顺达一拍桌子:“隔壁村的王富贵。”
    赵红英恍然大悟:“我知道他,德生家和他家祖上同宗,算是远房的亲戚。”
    赵顺达点头,继续说道:“他把儿子王新民送去上海啦,说是让她妹妹给找份工作。”
    “他妹妹在上海只是个纺织工。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人弄进城?”王建军也认识王富贵,在之前住的村里,那可是个蛮横的人人皆知的角色。
    “不可能!她要有那本事,王富贵一家早都搬去上海了。”赵顺达斩钉截铁地说。
    听到王新民的名字,林蔓微微一怔,他该不会就是王阿婆的侄子!据梧桐里的邻居所讲,他也被五钢厂录取为车间工人。看来王阿婆退而求其次,侄子虽然不能留在上海,但好歹得了个江城的城市户口。
    “人呢……人呢……”
    外面传来连声喊话,伴随着急躁的脚步声,屋门紧接着被撞开了。一个头扎布巾、满面褶皱的女人冲进来,身后跟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哎呦,虎子妈……”赵红英忙上前招呼。
    不等赵红英话说完,虎子妈急急地抢断道:“林蔓真成上海人了?”
    说罢,虎子妈扫了桌上人一眼,视线最终停在林蔓身上,看得林蔓浑身发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