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上何不尽贬其为庶民，打乱之后，徙治边鄙，世子不是新拓得一方土地吗？正是缺少郑民的时候，君上何不迁之以固边疆！”
    不知是否是和郑忽心有灵犀，郑忽那边正在为移民徙边发愁，祭仲这边就搞了一个迁罪人固边疆之策。
    话虽如此，但是这个计策确实切合实际，可行性非常高。
    一旦这些家族被开除出士大夫行列，就意味着这些家族失去了兴风作浪的可能性。
    让一个庶人去游说列国攻打其他国家，你以为这是战国时代呢！
    在这个时期，贵族的身份就是一切，没有了贵族身份那就好似是落了地的凤凰，连鸡都不如。
    正常的贵族谁也没那个闲工夫搭理非自家采邑内的国人，更别说其他国家的国人了。
    有时候国人确实能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但是那基本上都是国都附近的国人。
    边鄙地区的国人哪有什么发言权。
    郑庄公觉得这个计策很不错，既能稳固边疆又能妥善的处置这些心怀鬼胎的家族，一石二鸟。
    于是，便把此事交与祭仲处理。
    他之所以没有想到此策的原因，是他陷入了思维盲区。
    此时贵族之间的斗争，失败者要么是自己出奔，要么是被驱逐出境。
    像其他国家因政治斗争失败而出奔他国的公子、大夫先不说。
    就说后来子产在郑国执政时，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狩猎，子产不批准，丰卷大怒，立刻调动私军想要有所动作。
    支持子产的罕虎也就是子皮听闻之后随即将丰卷驱逐出境。
    这也算是此时列国贵族之争的常态了。
    毕竟游戏规则在这摆着呢！
    而祭仲献上的将贵族贬为庶人之策，当然也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只是很少有国君这么做。
    除非是有人叛国，那些跟随叛国的贵族才会被贬为庶人，像周初的霍叔处。
    所以，为了让事情更加合理，郑庄公决定拿甫假开刀。
    本来郑庄公就知道甫假跟公子突走的比较近，此次清洗时就已经准备把他拿下。
    但是甫假身为六卿之一的令正绝对算的上是个“大老虎”，贸然将之拿下会造成朝野震动。
    是以郑庄公是存了先缓一缓的心思，毕竟事缓则圆嘛！
    而今看来却是缓不得，必须先将甫假拿下，定他个里通外国之罪，其他的家族则定个附逆的名头，这样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
    要不然，郑庄公总不能对外说，他是为了给世子铺路，剪除的都是三公子的羽翼吧！
    家丑不可外扬嘛！这种事情是不能摆在台面上的。
    况且，在邓国时，郑庄公听到士卒汇报说甫假和蔡侯见了一面。
    虽不知道他们私底下究竟谈论了什么，但是，正好能借此治他的罪。
    而且来说，在两国敌对期间，身为一国令正的甫假竟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底下和敌国的国君进行交谈，这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里面有事。
    想到了这些，郑庄公便不在迟疑，立即派人赐死甫假。
    甫假在被郑军士卒控制之后，反应过来的第一句话则是“我无罪！”
    这个心理素质真的是不愧为能做到如此高位的人。
    负责赐死甫假的士卒皆是宫中的宿卫，他们才不管甫假有罪无罪，将郑庄公交给他们的任务完成才是第一位的。
    对甫假道了请。
    甫假见状，知道是逃不过这一劫了，叹了口气，道“我死，故宜也矣！”
    说完将樽中的毒酒一饮而尽。
    郑庄公听到汇报之后，怒道“好贼子，真是好贼子！”
    甫假死前的这句话无疑是承认了他私通蔡侯的事实。
    如果仅是和公子突勾结，他断不可能说出他应该死的话。
    平静下来之后，郑庄公对甫假再无一丝怜悯之意，他原本还对杀甫假还心存愧疚，认为甫假好歹为国出力这么多年，虽然和公子突勾连，但也罪不至死，和蔡侯私通却是有些捕风捉影了。
    只是为了给郑忽铺路，他才不得不痛下决心杀掉甫假。
    而今看来，甫假是真该杀！
    于是乎，郑庄公下令甫假里通外国，畏罪自杀，但其家无罪，尽赦之！
    这也是无奈之举，甫假好歹是六卿之一，人都已经死了，再将其家族尽数驱逐，甚至是贬为庶民徙边，不免会让其他的士大夫家族产生一种兔死狐悲之感。
    虽说郑国此时的非公族势力并不算太强，但也要尽量考虑安抚的问题。
    稳定压倒一切嘛！
    再说，总不能将所有的权利都交给公族吧，会尾大不掉的！
    公族的势力是可以强一些，但是绝对不能脱离控制，郑庄公对此心中有数。
    他自己干的不就是小宗欺凌大宗的事嘛！
    故此，他怎么可能会对郑国公室中的小宗毫无防备呢？
    只不过是郑国公室暂时比较团结，对他的威胁不大，而且他也有许多要借用公室力量的地方，所以，他暂时并未有清除公族力量的想法。
    再加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此时的价值观就是所谓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贸然清除公族势力不但会引起上层统治阶级的反抗，而且还会导致国人的离心离德。
    想想一国国君连自家未出五服的支庶兄弟都要排挤抹杀，那还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
    怎么说现在都是春秋初期，西周时期的一些观念取向在此时依旧是主流。
    即便是到了战国时期，哪个国家没有几个活跃在政治舞台的公室子弟。
    人还是相信自家人多一点。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
    就像后世，每到王朝中期，国家出现弊病的时侯，总有些有志之士提出改革，但是，为什么很多皇帝就是不许呢？
    难道他们不知道国家已经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了吗？
    并不是，作为皇帝，他们的想法是，改革并非易事，话说的再漂亮，饼画的再大也不能当饭吃。
    一旦改革搞砸了，你们这些提倡改革的拍拍屁股走人了，甚至写文章大骂我这个做皇帝的，还能搏个忧国忧民的好名声。
    而我家祖宗留下的基业任由你们败光，我还落得个昏君的名头，最后，烂摊子还得由我来收拾。
    这上哪说理去。
    自家的东西，指望着别人能爱惜，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说到底，也唯有自家人才能让人感觉放心。
    即使是到了大同社会也是一个样。
    所谓的人以群分，就是这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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