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半个时辰，这个小部落的一千多人全部被赶到了湖边。在清军的指挥下，他们中的四百多名男人被挑了出来，每十人为一队，被拉到一个低洼处，挨个儿斩首。一些蒙古男人激烈地抗争质问，这些从天而降的陌生人凭什么如此大开杀戒，得到的回答只是提前的一刀。鲜血流进赛里木湖，近岸的一亩多湖水被染得赤红。大部分蒙古汉子知道任何挣扎都无济于事，习惯于听从首领和命运的他们一个个一言不发，听话地走向指定的地点。一个多小时后，这个小小蒙古部落的男人们被彻底消灭。史书对这种情景的记载是“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
    在处理男丁的同时，在另一侧，分配女人和孩子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清军从队伍中挑选那些年轻有姿色的女人，以及看起来伶俐聪明的孩子，准备运回内地，作为奴隶。大约三百名妇女儿童被挑走了，史书记载说这些人后来“多死于途”，因为饥饿死于路上。还剩下二百多名老丑病残的女人以及七岁以下的孩子，清军将领一声令下，数百匹战马冲入人群当中，这些没人要的战利品被作为桩靶，为清军的军事训练贡献了最后一点作用。
    这是清朝平定准噶尔大军的将军兆惠亲自指挥的搜剿准噶尔蒙古部落的大屠杀中的一个小小场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十八日，清将军成衮扎布、兆惠等率兵七千名，从巴里坤起程。此次出兵进剿的目的，并不是追捕阿睦尔撒纳，而是专为剿灭厄鲁特蒙古人。因为蒙古游牧都沿河而居，所以他们的捕杀也沿河进行。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成衮札布在奏报中，汇报了自己带人捕杀蒙古人的情形，他提到：“在图尔根河，剿杀一百余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杀塔里雅图河口贼百余人，察克玛河口贼四十余人”，“于济尔哈朗河剿杀厄鲁特七户四十人，于博多美和罗剿杀克鲁特一百五十余人”，“搜取绰和尔所种地亩，剿杀玛哈沁三百余人”。从这些汇报可知，清军剿杀的是散居在各条河流边的厄鲁特牧民和农民，根本不是有组织的叛乱部队。
    甚至喇嘛僧人和种田的农民都没能逃脱剿杀。乾隆命令将军到伊犁时，“将彼处喇嘛等剿办”。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初四，史书记载清军把在乌梁海种地的五十余户蒙古农民“全行剿杀”。
    直至第二年，乾隆二十三年，厄鲁特部余众都逃入了山谷丛林中，乾隆还命人搜捕，以求斩尽杀绝。《啸亭杂录》载，清军将领二人分别从博罗布尔、赛里木两地，如同打猎一般，由两地向中间的伊犁地区合围，这中间数百里地方，不管是山谷还是林区，只要有人住的地方，“悉搜剔无遗”。当时散居的厄鲁特蒙古人无法抵抗，“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清军“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之种类尽矣”。（《啸亭杂录》）
    除了像打猎一样屠杀散居的蒙古人之外，清军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军事活动，就是把大举投降的准噶尔蒙古部落一批批移送到内地，然后再“办理”。
    在清军第三次平准战争中，大部分穷困的准噶尔蒙古人仍然把清军当作把自己从战乱中解救出来的“恩人”，见到清军到来，“妇孺欢呼，如出水火”。更有许多蒙古人听说清军到了，成群结队地，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赶赴清军所在地，向他们归顺投降。对于这些人如何处理，心思缜密的乾隆早有指示。早在第三次平准出发之时，他就指示清军将领，在地广人稀之处，见到蒙古人，当时就可杀掉。但是如果遇到大批人户来投降，不要立刻剿杀，因为人数太多，一时杀不过来，“难保无一二逃窜之人，泄漏其事”，令其他部落的人闻讯逃跑。所以他命令，把那些大批投降的蒙古人，要一批批地押送到甘肃内地之后，再全部处死。
    乾隆指示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大兵此次进剿，厄鲁特蒙古人必然会大批投诚。如有到巴里坤投降者，可以把他们的头目先行送到京师，其他部众，可向内地迁移，等到过了巴里坤之后，对那些男人，都尽行剿戮。所余的妻子，酌量分别赏给官兵为奴，不得稍存姑息。”（《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二月）
    清军攻克伊犁之后，乾隆再次下旨说：“现在，两路大军接纳的投降蒙古人甚多。他们外表归顺，内心未可全信。可将他们先迁至巴里坤，然后再迁到肃州，然后进行诛戮。”
    数万名投降了清军的蒙古人就这样被长途驱赶到内地，在一些不知名的山谷里，被全部杀掉。
    二 “盛世”的武功（2）
    大屠杀的结果是蒙古民族一个重要支系的消失。准噶尔四部，除杜尔伯特部汗策凌始终未叛，对清朝极表忠诚，得以耕牧如常，以及达什达瓦之妻一小部早降后被迁至他地未灭外，几乎全部被杀掉。《草原帝国》称：“准噶尔人民，主要是绰罗斯部民和辉特部民几乎全部被根除。”据清军将领明瑞奏称，经过他们屠杀之后，自巴尔呼特岭到造哈岭、直到纳林廓勒，乌兰乌苏这些地方，已经“不见一人”。
    俄罗斯西伯利亚当局则向彼得堡报告说：有一个部落“几千顶帐幕，只剩下三顶”。
    这次种族大屠杀的死亡数字，历史上无准确记载。《准噶尔灭亡纪略》中说，屠杀了超过一百万。魏源《圣武记》说，计准部数十万户，“先痘死者十之四”，即因传染病死者十分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最后“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了妇女、小孩被掠走当了奴隶之外，准噶尔蒙古所剩无几，作为一个大部落已经不复存在。“数千里间无一瓦剌帐篷”。
    噶班沙拉勃在《四卫拉特史》中这样记载屠杀过后的场面：“准噶尔地区几经兵火，残破不堪。耕地、牧场荒废，城镇、村庄被毁，人口更是急骤减少。”很多年以后，龚自珍途经准噶尔，看见“准噶尔故壤，故库尔喀喇乌苏，若塔尔巴噶台，若巴尔库勒，若乌鲁木齐，若伊犁东路西路，无一庐一帐，是阿鲁台（即额鲁特，指准噶尔——笔者注）故种者。”（龚自珍《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
    为了填补准部留下的土地，乾隆从各地迁移人口。其中有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有蒙古部落的喀尔喀人、察哈尔人，有穆斯林东干人，甚至还有来自满洲的锡伯人和高丽人。十多年之后，土尔扈特部落回归中国，也被安置在这片由于自己的兄弟部落被灭绝而空出来的土地上。
    乾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过许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阴鸷的手腕。
    有清一代，喇嘛教是国教，但乾隆并不信黄教。他在评论活佛转世时说：“蒙古呼图克图活佛转世，其实是一种取巧方便的办法……佛本无生死，哪有转世？但是不允许转世，那么数万番僧就无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罢了。”（《御制喇嘛说》）
    从这段谕旨看，乾隆对喇嘛教是不屑一顾的。但是，终乾隆一朝，皇帝对黄教领袖，一直极尽尊崇之能事。他把父亲的故府雍和宫改成喇嘛庙，以示对喇嘛教的尊崇。他对达赖和班禅提高了礼遇规格。为了迎接班禅远来，他专门在承德为班禅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普陀宗乘之庙。这座庙耗资巨大，仅为其中的一座殿宇顶部镀金，就花去黄金一万五千多两。他亲派皇六子远赴内蒙古迎接，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计成本，优隆备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对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说过“兴黄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万悦”。他高屋建瓴，进一步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由此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的权力，从而牢牢地把西藏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是，对于伊斯兰教，乾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深知这一宗教的进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区大力推行政教分离，不允许宗教领袖取得世俗权力。他知道，伊斯兰教一旦实现政教合一，必然爆发强大的扩张力量，给帝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平定新疆之后，他大力扶植伊斯兰世界世俗贵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干涉政治，高明地抑制了伊斯兰教的活力。他还十分高明地将东干穆斯林从中国西北部迁入新疆，利用他们对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从而实现以回制回，成功地获得了新疆的稳定。即使以现代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乾隆对边疆问题的处理也是十分高明的。
    乾隆的性格中并不缺乏善良、温和的一面，但他的本质毕竟是政治动物。对准噶尔蒙古人的屠杀，固然有泄愤的因素，更主要的却是出于长远考虑。乾隆喜欢做一劳永逸、斩草除根的事。他认为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为后世子孙消除所有威胁。
    种族灭绝，在他看来无疑是消除西部边疆威胁的最彻底、最有效的办法。为了大清王朝万世永固这个最终目标，他可以做出任何决定，也可以把自己变成一头野兽。确实，通过灭绝政策，乾隆皇帝实现了对西部中国前所未有的牢固控制。
    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努力控制西域的一个完美结果。从汉代张骞通西域开始，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一带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经营的目标。汉、唐、元这三个强大帝国都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在这个地方设置过都护府，但是由于距离遥远，风土不同，中央政权一直很难在这里建立直接、持久、稳定的管辖，因此，西域一直是中华帝国版图中最不稳定的部分，与内地的联系时断时续，对内地的臣属也时叛时服。直到乾隆消灭了这片草原上最强悍的民族，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这里建立了彻底、有力的统治。这一统治建立得相当牢固，在此之后的晚清时期，虽然列国对清朝瓜分蚕食，但新疆一直没有再次分裂出去。
    中国的武功，自成吉思汗以来，还没有谁如此一举荡平二万余里，深入不毛之地。元代之后，中国的疆域，从来没有如此巨大，国家的统一，从来没有如此巩固。朝野上下，一致赞叹“国家如天之福”。文人学士纷纷进表上赋，欢呼庆祝。纪昀撰写了《平定准噶尔赋》，称“三十六国，咸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极盛，而三五之遐躅也”。赵翼在《平定回部铙歌》则唱道：“一统车书大覆函，持盈睿虑倍寅严；从知兵甲全消日，文德逾敷万国咸。”后世史家也高度评价这一战争。王先谦说：“高宗皇帝……成两朝未竟之志，准回平而北无汉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无唐代吐蕃之扰，保世恢基，其极于无外。”（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二，《东华录序》）
    除了驱敌拓土之外，平定新疆的另一个意义是它标志着乾隆盛世达到了“全盛”。中国历史上这最后一个盛世，人们通常称为“康乾盛世”。事实上，康熙和雍正的统治还称不上完美。直到新疆战争之后，清王朝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对历史的超越，进入无可挑剔的“全盛”。
    平定准噶尔战争之后，“盛世”“全盛”等词汇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清朝臣民口中。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这场战争与“全盛”联系在一起。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户部右侍郎于敏中赋诗称颂乾隆皇帝统一新疆的功绩说：“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经之宏规；轹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素余堂集》卷二四）意思明确地说，新疆战争使乾隆超越了祖宗。乾隆自己也宣称，“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王先谦《东华录》）“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盈”。（乾隆《圣训》卷一零六）西域战争和府库充盈是乾隆宣布“全盛”到来的两大理由。从此之后，“盛世”就成了清帝国文件中不断提及的词汇，其频率之大甚至达到令人厌烦的程度。及至乾隆晚年所编的《八旬万寿盛典》，“盛世”二字居然出现了七十余次。
    确实，以统一新疆为标志，大清帝国的统治攀上了历史的高峰。这一高峰，悬绝于历代的治绩之上。
    第一，乾隆朝几乎消灭了对最高权力的所有威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
    历史上威胁皇权的势力有以下几种：一是敌国威胁，二是农民起义，三是权臣专政，四是太监擅权，五是后妃干政，六是外戚乱政，七是朋党之争，八是地方割据势力。这八种势力在历代都此起彼伏，兴风作浪，从来没有被彻底平息过。甚至在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时期，也仍然存在敌国、权臣和朋党的阴影。康熙朝前期，索额图和明珠一度权倾朝野，“是时索额图、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党，贪侈倾朝右”。（《清史稿·索额图传》）康熙朝后期，各皇子纷纷与大臣勾结，朝政一片混乱，以致康熙甚至担心死后可能会出现全国性内战。雍正朝初期，由于雍正喜怒不定、大起大落的个性，先后培养出年羹尧、隆科多两大权臣。年羹尧应召回京，“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至御前，箕坐无人臣礼”。胤禛不得不罗织九十二条大罪将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朋党。只有乾隆总结吸取历代统治经验，以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对内缜密阴柔地化解了鄂张朋党，对外积极主动地消除了敌国力量，把这八种威胁化解到近乎无影无形的程度，确保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政治纪律的高度严明。没有一个大臣，敢于在皇帝面前造次；皇帝一声令下，举国战栗。历史上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揽”的帝王，唯乾隆一人而已。
    第二，经济总量巨大，国家财力雄厚。
    一直到乾隆辞世之际，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据统计，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过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是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刚刚建国的美国更不知要多多少倍。（《大国的兴衰》）虽然大清王朝不重视对外贸易，但仅凭其庞大的经济总量，它仍然是世界贸易的重要力量。《白银资本》中说：“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
    由于经济总量巨大，乾隆时代雄厚的国家财政储备与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就有清一代268年而言，也堪称达到了顶峰。康熙朝库存银最高额是五十八年（1719年）的4900余万两，通常存银为3000万到4000万两。雍正年间库存银最高额是6000多万两，最后几年为3000万两。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通常存银也是此数，二十年后达到4000万两，以后持续增长，三十年（1765年）达到6000万两，三十三年（1768年）超过7000万两，此后一直在7000万两以上，四十五年（1780年）存银7800万两，五十五年（1790年）竟至8000万两。乾隆朝财政收入达到最高峰，是“盛世”的标志之一，也是减免钱粮的经济基础。
    第三，军事力量强大，国际地位高高在上。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统一新疆后，中国疆域极盛，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领土面积1453多万平方公里。（《中外通史》）环顾四周，近郊诸邦，皆为属国，“通译四方，举踵来王”，不但传统属邦更加恭顺，葱岭以西，巴达克山、浩罕、安集延、左右哈萨克、布鲁特等，都纷纷遣使来朝。“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清高宗实录》）就是汉唐时期，也没有如此气派恢宏，威震遐迩。《洪业——清朝开国史》说：“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清代对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控制力前所未有。汉唐元明盛时，中国版图也曾经十分庞大，不过那其中许多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都只是对中央政府名义上的服从，王朝对它们缺乏实际控制，比如万历皇帝之控制努尔哈赤部落。只有乾隆盛世，所有王化所不及的地方都被专制权力牢牢控制。一些“顽梗不化”的地区，比如大小金川，虽然不过弹丸，但也被皇帝视如眼中钉、肉中刺，必举全国之力粉碎消化为止。直到乾隆时期，中国才真正对版图内所有土地都做到了强有力的控制和管理，使边疆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真正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乾隆朝养育的人口达到空前的数目。
    中国是一个人口崇拜的国家。在农业作为决定国家命脉的支柱产业的古代，人口数量历来被视为国家兴旺富庶的最重要标志。孟子说“广土众民”。“人丁兴旺”是每个家族的祈盼，养活尽可能多的人，被认为是一个政府最重要的政绩。
    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1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数字5959.6万人，是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记录。从那时起到南宋绍熙年间实现第一次翻番，达到1亿人，历时近1200年。从南宋的1亿人口到17世纪中叶的1.5亿人，则用了450年的时间。
    乾隆六年（1741年），第1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341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万。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3次人口翻番，只用了54年时间。而且其直线上升趋势，也与此前波浪式增长迥然有别。人们在论及乾隆年间的人口发展时，几乎较为一致地称为“人口爆炸”“人口奇迹”。以10亿亩上下的耕地养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长期保持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谈何容易。这不能不说是康乾盛世又一个超越千古的成就。
    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从物质财富角度看，这确实是不易之论。
    三 “盛世”的四个支点
    乾隆盛世的诞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除了以大权独揽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视农业和农民，除了彻底平定了准噶尔，乾隆顺利攀上盛世之巅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父祖两代奠定的基业。
    人治之下的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素质大多平庸低下，偶尔出现几个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难以持续，前代积累的统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个轻率的错误葬送殆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长期连续的和平稳定时期。汉代的文景之治，不过四十多年，其间还夹杂着规模庞大的七国之乱。大唐盛世中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中间也隔了一段相当长的政治动荡时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于清王朝的择优立储原则，一半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素质一流的三位皇帝实现了政治接力，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乾隆登基之时，继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羡慕的基业。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实现了摊丁入亩、养廉银、密折制度、军机处等一系列宝贵的创新，为乾隆铺设了驶往全盛的轨道。乾隆本身是实干家而并非思想家，事实上，乾隆一朝的内政外交大方针，一秉父祖遗轨，并没有大的制度创新。只不过他出色的实践能力使这些大政方针落实得恰到好处。
    第二，乾隆的勤政。
    优秀的遗传、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砺，乾隆皇帝在学生时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品质：诸事有恒。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钟表般有规律。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的亲身感受记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时（六点钟）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舍值日，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冬天的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我们十多个人值班，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谁知道皇帝天天如此。这还是平时。当西陲用兵之时，如果有军报到了，虽然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览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到前面指示机宜，动辄千百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作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檐曝杂记》卷一）
    一个朝鲜人也记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时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作诗，一直到睡觉时分。
    从登基到离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没有变化。
    历代皇帝临朝，都是大臣们齐集之后，皇帝大驾才姗姗而来。可是在乾隆朝，却屡屡出现皇帝枯坐宫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们特别傲慢或者懒惰，而是因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际，皇帝就已经穿戴整齐，做好准备，静坐宫中。经常是太监们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始云齐集”。皇帝等得不耐烦，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看书来打发时间。以至于皇帝经常发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又说：“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相当于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连日宴请外藩蒙古，召见大臣，身体疲惫，又患伤风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朱续晫趁机上奏折，请皇帝注意休息，这几天要减少工作量，“寡欲以养身，握要以图政，谨持大纲，保养精神”。不料乾隆并不领情，反而批评这名御史说，暑去寒来，气候变化，人身体不适应而生病乃经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于节一身之劳，遂将国家政务，不事躬亲，尚执要之名，而开丛脞之渐，则错缪已甚”。（《清高宗实录》）
    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队伍。
    乾隆政治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以过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并施，宽严相济，打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干部队伍。乾隆不像传统帝王那样，重德不重才。他对大臣的要求是，“务得有猷有为”。对那些高分低能、只知谨守官箴、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的书呆子，他一直厌恶有加。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后，他鉴于朋党之忧，开始大力起用与官场中帮派没有关系的新人，以对鄂、张朋党釜底抽薪。在乾隆十三年前，他唯一破格提拔的是讷亲。此人年纪虽轻，却在雍正末年即已进入军机处，办事干练，颇为雍正所赏识。乾隆曾经说：“讷亲向蒙皇考嘉奖，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即位后，相继任命他为授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进封一等公爵，一时权倾朝野。不料遇到了倒霉的乾隆十三年，因金川之役不力而一命呜呼了。虽然杀了讷亲，从任用讷亲的经验中，乾隆却发现使用年轻大臣的好处。那就是这些人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办事干练，满足了乾隆皇帝用人的高标准。而且，这些人没有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们圆滑世故，做事干脆利落。他们与朝中朋党没有什么关系，皇帝用起来十分放心。继讷亲之后，皇帝提拔最力的是自己的小舅子傅恒。乾隆五年（1740年），这个人还不过是一个蓝翎侍卫，乾隆七年（1742年），他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亲被杀后，他一跃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其时年龄不过才二十五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年轻的“宰相”。除此之外，他还以火箭速度提拔了舒赫德、兆惠等满族才俊，并且陆续任命汪由敦、刘统勋、梁诗正、于敏中等汉族官员入主中枢，从而真正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
    一个三十多岁的皇帝，居然任用比自己还小十多岁的年轻人做首席军机大臣。这一任命，可以说完全出人意料。好在乾隆皇帝识人眼光独到，所用诸人，颇能服众。小舅子傅恒被重用，绝不仅仅是为了安慰死去的孝贤皇后，而是因为他确有过人之处。他见识远大，忠诚勤劳，办事干练，并且礼贤下士，待人宽厚，颇有他姐姐的遗风。史载他“款待下属，每多谦冲，与共同几共榻，毫无骄汰之状”。他前后领袖军机二十三年，始终得到皇帝的信任。兆惠从军机章京起家，乾隆“知其才可用，屡擢至侍郎”。在后来平定新疆的战争中，他功勋卓著，黑水营之围，他率三千人抗敌万人，坚守三个月，成为清代军事史上的名将。历任湖广、云贵总督的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至于刘统勋、梁诗正等大臣，也都以干练著称，成为一代名臣。咸丰时期的大臣张集馨评价乾隆的用人说，乾隆年间，国家繁盛，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
    乾隆晚年，到访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们对大清帝国的许多事务都不以为然，唯对他们遇到的许多官员的素质评价很高。在他们眼中，乾隆驾下的官员们绝大多数都风度不错，能力很强。比如约翰·巴罗评价说：“北直隶的老总督是个满人。他那轻松自然、礼貌恭敬而又尊贵自重的态度，是现代欧洲最有风度的侍臣都无法比肩的。他对使团事务周切关注，在天津款待我们时趋势自然，给下级官员和家仆指示时平易慈祥，赢得了众口一致的爱戴。他是一个七十八岁高龄，非常可爱的老人。个矮，眼小而亮，神态慈祥，长须银白，整个形象沉着镇静，不怒而威。”对于和砷，斯当东的评价是：“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马戛尔尼也认为：“和砷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政治疾病是“肠梗阻”，也就是最高决策无法有效通过官员阶层贯彻到社会底层。乾隆朝中前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乾隆朝中前期官僚队伍效率颇高，执政能力极强，皇帝的重大决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贯彻。这就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干部保证。
    第四，乾隆前期惩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惩贪态度最坚决、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心思细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顿吏治，是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腐败如同细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脚点，就会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礼物如果不加防范，必然发展成大额贿赂。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皇帝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实，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的酬酢宴会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派委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藉端要结，甚且赔累”，（《清会典事例》）扰乱民间。
    官场上，收受门包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痼疾。说起来似乎为害不大，但实际上却极损政体之尊严，启腐败之先声。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规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谕各省，从督抚到道府，要严格管理家人，“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交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惩贪规定细化到了大臣们的家人。（《清会典事例》）
    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实际上，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远严厉于雍正朝。乾隆以前，惩贪实行“完赃减等条例”。该条例规定，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官员自己在监外继续筹款赔补。第二年还没能全部补赔的，犯官进监，而其妻子仍可帮他补赔。直到家产尽绝，才被处死。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没有几个被明正典刑的。
    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的新例。不管你家里多有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1000两（相当于今天的20万元人民币）即判处斩首，决不宽贷。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惩贪力度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使无数贪官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凡贪污或受贿案件，承办大员一旦查有实据，立即请旨将犯官革职、查抄，籍没家产异常迅速、严密而彻底，贪官污吏的下场不仅身首异处，而且家产无论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在中国历史上，惩贪严厉者，在朱元璋之后，乾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严，执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惩贪举措，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防范严密，明察秋毫。乾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广布耳目，充分监察大臣们的一举一动。而且对同一个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听偏信。这样就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抚开泰秘密考察湖广总督鄂弥达的官品操守。开泰回禀说，鄂氏年老体衰，不过尚能正常办公。其家人闻有收受门包之事，不过数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后批示，鄂氏的问题不仅如此，你反映的并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弥达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属员，亦间有收受礼物者，操兵全不阅看……”通过这种方式，所有高级官员时刻感觉自己处于四周同僚的监察之中，时时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
    二是执法从严，决不姑息。高级官员如果事涉腐败，即使情节轻微，数量不多，也决不轻恕。
    云南总督恒文是乾隆喜欢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头脑灵活，能力突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乾隆说他“历任封疆，受恩最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恒文按各地惯例为皇帝准备“土贡”。他因云南产金，拟购买黄金制作几个金手炉献给皇帝。当时黄金市价为每两金子换14两银子，而恒文为了占便宜，只给10两银子。这当然是以购买为名，行勒索之实，确实相当卑鄙，不过占这么点小小便宜，情节也确实谈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发后，乾隆颇感意外，立即派尚书刘统勋为钦差大臣前往严查。虽然案情轻微，皇帝却决定立刻赐恒文自尽。后来因查出此事之缘起是经下属怂恿，情有可原之处，遂改为终身监禁。给恒文买金子帮过忙的云南巡抚、云南布政使、云南按察使一并被革职，其他56名州县官员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皇帝对涉及贪腐之案毫不宽假的坚决态度于此可见。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杨灏借工作之便，侵占3000多两白银案发，杨灏被处以斩监候，伺二十二年秋后处决。乾隆二十二年秋审，也就是复核死刑犯时，继任湖南巡抚蒋炳认为杨灏已经在一年内把赃银全部弥补，建议判他死缓，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对此都无异议。案卷进呈，乾隆皇帝“阅之不胜骇然”，气得手直打战，“不胜手战愤栗”，当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连篇累牍，痛斥这一建议之荒唐。他说，杨灏身为三品大员，乃克扣至3000余两，本应立行斩首，“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对如此恶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为大臣们自然会建议处死，不料居然大臣们一致认为应改判死缓。狼藉至此，犹得宽免一死，“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
    杨灏被立即处死，提出改判动议之湖南巡抚蒋炳被罢官抄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附和此议之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舒明、董邦达、金德瑛、刘纶等68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气不能平，又下达长谕，痛斥官官相护之风。乾隆说：
    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
    在谕旨的最后，皇帝坚定地表示：
    为官相护之痼习，朕必力革而后已！
    三是不避皇亲国戚。
    慧贤皇贵妃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雍正年间即成为宝亲王的侧福晋。乾隆登基后册立为贵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后追晋为皇贵妃。她生前受宠程度仅在孝贤皇后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宫的后妃之一。
    慧贤皇贵妃的亲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颇为顺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然而此人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案发之后，皇帝毫不宽贷，以其“辜负圣恩，罪无可逭”，将这位小舅子立即处死。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至亲，杀掉高恒之后，皇帝对高恒的后人相当照顾。十年之后，高恒之子高朴得以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不料此人颇绍祖风，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开采玉石，转往内地私卖，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事发之后，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将高朴即于当地正法。
    后世评论乾隆，几乎一致肯定其前期执法之严。晚清薛福成说过：“高宗遣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总结乾隆年间，封疆大吏以侵贪立案查处者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的有二十余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侵贪或徇庇侵贪而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的。
    因为乾隆前期抓紧了吏治或者说反腐败这个关键，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巅。这一点是朝野公论。章学诚认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砷当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称为清明盛世。赵翼后来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
    第六章 文字狱——盛世须用重典
    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一 打击“越级上访”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驾行走到了江苏与山东交界的涧头集。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开轿帘的大轿里，乾隆心情不错。初春季节往往是他诗兴大发的时候，遥望绿色笼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酝酿着诗稿。
    大驾突然停了下来，前面传来了喧哗声。
    新修好的御路旁边的散水沟里，跪着两个鸠形鹄面的人，一望而知是两个灾民。他们高举着两张纸，显然是告御状的。
    皇帝命人把他们带到轿前。
    两个人哆哆嗦嗦地跪在皇帝面前，一嘴浓重的豫西话因为紧张更加难以听懂。费了老大劲，皇帝才听明白，原来他们是河南西部夏邑县人，分别叫张钦和艾鹤年。他们说，河南西部遭遇了严重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等官员串通起来，隐瞒灾情。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才壮着胆来告御状。
    乾隆的眉头锁了起来。怎么又是夏邑？
    关于河南夏邑县的水灾，在这两个灾民告御状之前，皇帝就已经知道一二了。他这次南巡到山东时，前江苏布政使、退休官员彭家屏在山东迎驾，就已经向他加以举报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说河南西部已经多年遭遇灾害，今年尤其严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却无动于衷。因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罪无可逭。
    对于彭家屏的举报，乾隆并不很相信。因为第一，图勒炳阿因为精明而听话，一直颇为乾隆赏识。第二，按照朝廷纲纪，退休在家的官员，应该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过高官而干预地方公务。彭家屏的行为有违反这条规定的嫌疑。第三，皇帝一直很讨厌彭家屏其人。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员拉帮结伙搞朋党，而彭家屏却很喜欢搞这一套。在雍正年间，他有过投靠雍正的宠臣李卫，攻击李卫政敌鄂尔泰的不光彩历史，所以乾隆对他印象一直不佳。乾隆后来说：“且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乾隆朝东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