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陆拿来一个大泥巴茶壶，抓了一把粗茶叶塞进壶内，然后反身从墙上的一个壁柜里提下热水瓶，呼呼呼地往茶壶里注水，稍后就拿来小瓷杯给每人斟上一杯，然后坐在我身边有个矮小的短凳上，不停地抓着头又不停的嘿嘿嘿地笑。
    我说，六斤，你媳妇呢，家里还有哪些人？
    媳妇在山上，家里有两个孩子都上外婆家去了，母亲前年去世，父亲和我四弟一家过日子，就在乡街头开了一个豆腐铺子。
    我四周打量了一下屋子说，你这房子是结婚时盖的吧，快十年了。
    你咋知道？六斤说，就是那年盖的，建房子扯的债还没有还清呢。停了一下，他又叹了口气说，唉，难啊，什么都得要钱，开门就是钱，你说这一年到头的就是田里的谷地里的豆，自己的工夫不说了，仅是除去农药、种子、化肥的投入后，又能变多少钱？就是想卖了交给国家，可是粮店里还没有现钱，前些时候老是打白纸条子，现在倒好，粮店不收粮了，说是没有钱收，喂一头猪吧，四条脚有三条脚是别人的，防疫站要防疫费，食品所要定点费，工商所收管理费，税务局要缴税，乡里来人说是人平要收十五元的屠宰税，七八百块钱的一头猪，只能落得个三二百块钱，还要防止被猪贩子骗了懒帐。
    六斤，我改口称他的小名了，我说，你后来是读到初中再没有上学吧。
    六斤搓了搓手憨厚地说，初中三年级读了一学期，就休学了，再没有上学，那时家里实在太穷了，不瞒你说，那一学期的书费还欠着没有给呢，当时父亲说是交了，但是后来，也就是前年，我在举水修河堤时遇上了学校的老师，说起这件事，老师说我父亲根本没有将钱送到学校，人失学了就算了呗，我说那哪能算了呢，我将来一定送给你，这不大孩子快又要到李老师手下读书了，钱还没有交，实在不好意思见到李老师。
    你没有想过如何脱贫或者说是发财的事？
    当然想呗，做梦都在想！可是我们这个野鸡不下蛋的穷山沟里能想出个啥法子来哟。
    我问，你家里今年产了多少斤黄豆？
    一千二百多斤。
    按市场价也有七八百块钱吧。
    那不能作指望了，还没有收进家就交出去了，你想想，两个孩子读书一年一千多块，不就是这一点出息？粮食只能够混个肚儿圆，绝对不能卖掉的，不然下半年就得喝西北风了。
    你们整个村子里一年能产多少黄豆？大概也有五万斤左右吧，你父亲不是能做出很好的豆腐么，你应该跟他学学这一门手艺，也好将卖不出去的黄豆加工转化增值嘛。
    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也曾经干过一年，但是后来有了孩子就没有工夫了。
    这样吧，你有空就到乡里找找我，我们想开一个豆制品加工厂，就是没有技术人才，你要是能参加就说一声，要知道我们蓣山乡的豆腐和皮子在全县是很有名气的，中央首长来了，我们县里也是拿这个东西招待的。比方说还有很多臭豆腐、神仙豆腐、干子等等民间的豆制品，城里人是很爱吃的，就是没有人钻这个门路。
    六斤说，唠叨了这么多时，忘了问你，你现在在哪儿哟？
    一直没有插话的小柰说，她就是我们乡里的乡长，你真的是孤陋寡闻啊。
    什么？乡长来我家作了？六斤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就更加不自然了，手脚好象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好似的，摸摸脸，缩缩脚，摇晃着宽厚的肩膀，想了很长时间才说，你们俩没有吃中饭吧？那就在我家里吃。说完就放下手中的草帽说了声，你们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下就来。
    约摸过了半个小时，一个满头大汗的胖女人进来了，浑身上下腾腾地冒着热气，一进门就说，听说六斤的同学来了哇，真是稀，还当上了乡长，真是我们家的福份呢，我嫁到这普陀崖村都快十年了，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干部哟。
    六斤的媳妇很会做饭菜，不一会儿工夫就上了满满一桌子的菜，正准备动筷子时，村支书安狄榴带着一个人来了，进门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要不是刚才听到康挑夫说你们来了，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乡长来了，怎么不事先捎个信上来呢，受了苦吧！话未尽屁股还没有沾凳子，就对身后同来的人说，安秘书，你快到代销店里拿两瓶老米酒，年轻人答应着向门外走时，安支书又补充了一句话，带两包烟过来。
    我说，安书记，算了，算了，别麻烦啦。
    安书记说，乡长，别说见外的话了，真的是难得难得，难怪我这几天屋角头枫树上的喜鹊老是叫个不停的，原来是你们要来了。
    我说，看你，这不是在批评我们，说我们太官僚吧，下乡的确是少了点，一天忙到黑真的不知道忙个什么。
    农村的工作一般就是在饭桌上布置的，还没有动筷子，安支书就琢磨透了我的来意，知道是来调研的，心里就轻松了一大截，说话也就随便了许多。气氛一直很好，安书记在村里干了三十一年，当了二十八年的书记，工龄比我的年纪都大，我一直对他很尊重，就用商量的口气说，我主要是来看看你们，另外有两件事：一是我想农闲马上就到了，要在你们村办一个基地开发的样板点，今年乡里决定要大面积种板栗，这里山上有很多野生的栗树苗，是不是先砍掉杂树，然后以野栗苗进行嫁接，搞个野转家的样板点；二是想就你们村级公路的事同你商量一个意见，今年动工修路基，资金嘛，村民以工代赈解决一部分，村里补贴一点，乡里拨一点，再到县里找扶贫办等单位要一点，我就不相信修不通。
    安支书避开我的目光却没有做声，他很谨慎地听着我的话，仔细体会我说的每句话的意思，判断着是说真话还是打官腔，他斟酌了好长时间，才虎声虎气地说了一句半真半假的话，因为他不能肯定我到底是出于什么意图要修普陀崖村的路，很明显，这穷山沟里一没有矿藏，二没有工厂，三没有大人物要来，凭空地要花那么多的冤枉钱是何苦呢？再说，在这八爹山上办基地办给谁看，谁到这个鬼地方来参观？从前的基地都是建在公路两边或者是领导一下车就能走到的地方，而今天我说要到普陀崖村办点，他能轻易地相信吗？
    我差一点就被安支书的麻木激怒了，也不等回答就武断地说，这事就这样定下来，我任期内一定要将这条路修好。那口气好象在说，你们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