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辅，此举恐怕会令天下士子心寒。”潘晟道，“士子骄纵并非一时，当徐徐图之。”
    张居正看向张四维与申时行:“子维，汝默，你二人是如何看的？”
    张四维和申时行的说辞与潘晟差不多，只是更委婉一些，两人自然明白张居正废除书院的用意，然而书院如今已与科举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儒们多至书院讲学，传播王学理论。
    但也因此，书生们染上了议论国是的习气，动辄聚集在一处喧哗官府，稍有不满便闹，长此以往，书生不学圣人之道，也不修经世致用之学，只学到了论辩的本事。
    张居正推出的几项政令都引发了读书人的大争辩，赞成者少，反对者众，夺情一事后，他在读书人心目中更是不受待见。
    问完几人，最后一个到的柳贺也被瞄上了。
    柳贺只能硬着头皮道:“下官觉得，废除书院太过激进，应对读书人加以引导才是。”
    明时书院已成气候，多为书生举业而设，有官办书院，也有私立书院，其中一些书院讲学自由，读书人在此针砭时弊，群聚讲学，若是随意废除，读书人的怒火恐怕止不住。
    听得柳贺之言，张居正道:“依你之见，该如何引导？”
    “下官觉得，正如部堂所言，此事也需徐徐图之。”
    这事毕竟是姚弘谟的职责，柳贺总不好越俎代庖。
    张居正冷冷道:“我还以为右宗伯会有什么见教。”
    柳贺:“……”
    大过年的，他莫名其妙就被叫出来，又莫名挨了一顿说，柳贺也很无语。
    不过这也是他和张居正相处的常态，在外人面前，张居正向来很不给他这个门生面子，夸赞基本是没有的，教训倒是不少。
    柳贺早已经习惯了。
    据他观察，张居正废除书院的心意很是坚定。
    万历三年，柳贺还在扬州时，张居正便令各地提学官约束生员言行，在扬州知府任上，柳贺也不喜生员群聚闹事，这些人不事生产，只度过几篇圣贤文章，便觉自己知晓天下间的道理，柳贺也曾惩治过借机滋事的生员。
    待张居正怒气消了一些，柳贺问潘晟:“部堂大人，今日之事因何而起？”
    正月里风平浪静的，应当不会出什么状况。
    潘晟道:“何心隐在湖广讲学，其中颇多抨击时政之言。”
    柳贺立刻明白了。
    何心隐是王学名家，嘉靖时就曾因传道讲学遭严嵩追杀，他是山农先生颜钧的弟子，思想上却
    比颜钧要激进许多。
    此人主张的“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可谓大胆至极，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倒是平常，可放在大明朝，这可是相当夺人眼球。
    “书院若禁，也并非不能，然禁而不止，这禁又有何用？”柳贺不由道。
    万历三年时，张居正便下令禁止再办书院，却并未禁止已有书院讲学，《提学敕谕》颁了几年，也就第一年起了作用，其余仍是如旧。
    张居正纵是禁了书院，也不可能禁了书生群聚，何况东林书院此时还未创办，魏忠贤也干过废书院的事，最终依然毫无效果。
    何况朝中官员与书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潘晟赋闲在家时，就曾应地方书院之邀去讲过学。
    潘晟点了点头:“确是如此。”
    “元辅恐怕真有归政之意。”潘晟问道，“泽远，元辅可曾对你透露过？”
    柳贺摇了摇头:“此事元辅不会告知的。”
    “何心隐此人不愿科举为官，却又妄议政事，莫非他以为，会有人会听他的不成？”潘晟也有些怒了。
    何心隐不愿科举为官是真，这个人有本事也是真的，他是江西人，在江西这样的科举大省中曾考中乡试第一，他在家乡创办的“聚和堂”可以说是对新的社会结构的一种尝试，可惜他不管做什么都是和朝廷对着干，严嵩不能容他，张居正也不能容他。
    万历三年之后，何心隐便被朝廷通缉，一边在各处讲学，这一回到了湖广，他在湖广也极力抨击张居正的政见。
    然而，何氏要江陵去位，一新时局，但他的实践更近似于空想，以他一人之力，是很难扭转当下时局的。
    朝政至此，就连张居正也不能完全改变。
    姚弘谟见了柳贺也是无奈，他是正统的读书人，学识十分渊博，在政事上却没什么大主见，更不必说废除书院这样的大事。
    柳贺觉得，这事自己还是不要掺和了，然而张居正今日叫他过来，恐怕就是要让他掺和进去。
    第210章 报纸
    出了内阁,柳贺便与潘晟、姚弘谟一道来了礼部，虽是春节时，礼部衙门仍有人值守,潘晟与姚弘谟念着柳贺妻子有孕,便叫他安心在家歇着。
    潘晟为官并不强势,姚弘谟也是正人君子,因而柳贺在礼部待得很是顺遂。
    削藩一事已十分麻烦，如今又要废除书院，光是想及此事招致的后果，柳贺便觉得头大如斗。
    姚弘谟皱眉道：“泽远，我等无论如何都得想出个章程,否则元辅那边难以交差。”
    潘晟、姚弘谟及柳贺的想法都是徐徐图之,万历三年张居正的做法已属激进,然效用平平,如今读书人比过去更爱论政,可见废除书院并非根本之策。
    “如今士风日下,不仅是元辅，我心中也十分担忧。”潘晟道,“依泽远之见,该如何引导这些士子呢？”
    柳贺思忖片刻,道：“部堂，继文兄,这只是下官的一点浅见。”
    见柳贺果真有想法,潘晟立刻来了兴致:“泽远请说。”
    “这些士子集聚论政,无非是朝廷不给他们论政的机会罢了。”
    姚弘谟闻言道：“集聚的士子多为科考失利者,若他能考中进士,在官场上自有发声之机,何必要私下聚集？”
    潘晟也是点头。
    “俗话说，堵不如疏，这些士子本就爱与官府作对，官府越不让他们说，他们越要说。”柳贺道，“因而下官想着，不如就给机会，令他们畅所欲言。”
    “也好叫他们知道，他们所忧心的，官府早已经想到了。”柳贺解释道，“这些士子未做过官，于民生了解也不多，他们便以为，自己所想皆是利国利民、经世致用之策，实则非是如此。”
    “泽远进一步讲讲。”潘晟道，“依你之意，该如何令士子们畅所欲言？”
    柳贺道：“部堂大人，如今邸报出得如何了？”
    “还是由通政司誊抄政令传至各地。”潘晟道，“泽远的意思是……”
    柳贺道：“士子们既要抨击时政，咱们便办一份报，留个地方由他们畅所欲言，官员可说，百姓也可说，其中也可张贴农事、水利、医药上的新说，叫百姓也从中获益。”
    “读书人总以为只有他们懂天下间的道理，可这天下却不只有读书人。”柳贺道，“本部掌礼制，何心隐等人所辩的，亦是圣人之理，办一份报，可叫天下万民知晓，官方懂礼不逊于民间。”
    潘晟道：“倒也并非不可。”
    潘晟也能意识到，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张居正堂堂内阁首辅，依然会为民间之声所扰，这便是舆论的力量，而礼部办报，固然有兴礼明制的作用，却也不能叫这舆论被旁人用了。
    何况张居正是否同意，潘晟并无把握。
    但相比将书院废除一事，这个主意毕竟更缓和些。
    潘晟也不知为何柳贺能想到这主意。
    他于是道：“泽远，你与继文先细细琢磨一番这报该如何办，你我有个章程，到元辅那边也有话说。”
    柳贺点了点头:“部堂只管等着就是。”
    不过潘晟也不只听了柳贺一人的意见，废除书院一事所涉重大，姚弘谟、各司郎中、员外郎等也有话说，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其中不同意废除书院者占了多数。
    可以说，书院是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天下闻名，读书人在此讲学、求知，才使理学流传开来，成为官方之学。
    何况读书人论时政也非一时半刻就能止住，洪武朝时创设科举，非科举出身不能为官，读书人又拥有许多优待，这便使他们天生高出普通百姓一层。
    王畿、何
    心隐、罗汝芳等人虽在民间，在读书人中却拥有不逊于官员的影响力，这些人论学问是公认的大儒，思想也有其先进性，受读书人追捧也是应当的。
    ……
    张居正召内阁及礼部大张旗鼓地去议事，他欲废除书院一事自然瞒不住了。
    此前京中隐约流传着张居正欲归政给天子的传闻，读书人同样议论纷纷，可废除书院的消息一出，士子们便顾不上归政之事了，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书院上。
    毕竟无论张居正是否归政，那都是朝堂上的事，纵然士子们再不愿，张居正这首辅也是干了足足六年多，一时半会恐怕也难以更改。
    可废除书院则不同，事涉士子们自身，因而此时刚有风声传来，京城众书院的士子便已坐不住了。
    张居正出手可是又快又准，若不及时叫他改了念头，书院之祸一时恐怕避不开。
    “张江陵为何专挑书院下手？你我身为读书人，关心朝堂本是应当，朝堂诸公可知如今百姓生活如何？”
    “书院是当年程子、朱子讲学之所，张江陵此举，更甚秦始皇焚书坑儒！”
    “江陵为官本就霸道，朝堂诸公敢怒不敢言，当年严嵩当政时都未曾如此，江陵之恶胜过严嵩！”
    民间议论纷纷，何心隐人在湖广，又大声疾呼，写下《原学原讲》一文。
    “自有貌，必有事，必有学也。学其原于貌也。??自有言，必有事，必有讲也。讲其原于言也。”（注1）
    何心隐在文中直接说，讲学之事起源于孔子，张居正欲毁讲学一途，便是自绝于圣人之道。
    何心隐与张居正也算是旧识，事实上，何心隐的名号如今越传越响，也与张居正脱不开关系。
    何心隐和耿定向关系不错，耿定向曾将何心隐引荐给张居正，可惜两人天生气场不合，张居正言何心隐“时时欲飞”，判断可谓十分准确，而何心隐曾在耿定向面前道，“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判断也准。
    随着张居正当国日久，何心隐的名气一日比一日大，天下读书人似都在等他那句“当国必杀我”，看张江陵是否真能痛杀何心隐。
    《原学原讲》一文自然又将张居正狠狠得罪了一通，因而正月一过，张居正便令礼部重申，儒童读书经社学，生员读书经府州县学，而不必经书院一途。
    除此之外，何心隐也被湖广巡抚王之垣逮住，被下了牢。
    此前何心隐几次三番被通缉，都因官场上有人相助得以逃脱，但这一回张居正十分恼怒，纵是读书人群情沸腾，王之垣依然不肯将何心隐放出。
    柳贺与姚弘谟琢磨数日，终于将一份报纸的框架搭了出来。
    大明朝与后世毕竟是不同的，朝中若出了政令，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叫百姓知晓，官与民天生就是不平等的，百姓们也接受了这种不平等。
    因而头版放什么，柳贺很是纠结。
    细想之下，这报纸都不必处处仿照后世的报纸，只论礼法也可，比如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碰撞，便可堂堂正正登于其上。
    朝堂与民间大儒论礼的文章也可放于其上。
    而到了具体的政见上，则可以强调其推广之效与具体缺陷，比如一条鞭法在地方上的施行，其中若有不当之处，就可通过报纸曝光。
    次版三版等，则可放一些快讯，比如某名人逝世，还可放些农事水利医学的科普，比如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节选，还有袁黄写就《举业彀率》，可谓士子在大明朝必备的《五三》。
    后几版的内容并不重要，重点仍在头版，柳贺此时已经可以想象，若报纸真推出了，效用好的话，恐怕能抵过数十位御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朝堂权力向民间的让渡，便是交至